喻中：交换正义的法律机制

    关于交换正义，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有所论述。在这篇经典文献中，马克思主要批判了那种异化了的、有违正义的交换：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普遍盛行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马克思指出：“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简单交换；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一方得到的是货币，另一方得到的是商品，这个商品的价格正好等于为它支付的货币；资本家在这个简单交换中得到了使用价值：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正是这种远离正义的交换，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靶子。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避免不公平、不正义的交换呢？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如何在交换领域促成公平正义的实现呢？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方面，通过法律维护契约自由，是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在缺乏契约自由的法律环境中，主体没有自主性，平等的商谈与对话无法展开，交换正义难以实现。从理论上看，梅因的著名论断——“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已经表明，契约自由观念及其实践的形成，既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它同时也有助于促成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从实践来看，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已经对契约自由的原则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譬如，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三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四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五条)等等。在合同法总则部分中载明的这几个条款，其核心旨趣就是维护契约自由。依照契约自由原则展开的要约、承诺，有助于保障交换过程的公平正义。反之，“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则属于无效合同(第五十二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则是可以撤销的合同(第五十四条)，因为它们违反了契约自由的精神。再譬如，按照劳动法的规定：“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十七条)，“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则是无效的合同(第十八条)，这些规定，也是基于同样的契约自由理念。以合同法、劳动法为代表的法律文件，都特别强调了契约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实施，有助于促成公平正义理念在交换领域内的实现。
    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干预，也是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契约自由虽然构成了交换正义的必要条件，但却不足以成为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譬如，在交换双方中，如果有一方居于垄断地位，另一方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契约自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交换领域内的正义，还需要政府的适当介入，政府通过消除垄断的方式，可以为交换正义提供法治保障。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反垄断法第三条专门规定，凡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行为，都是需要预防和制止的垄断行为。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不通过法律消除这种垄断行为，垄断企业的经营者就会极大地限制其他经营者、众多消费者的自由与权利，垄断企业的经营者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换正义就不可能实现。再譬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之所以缺乏公平正义，其法律根源就在于：没有劳动法为劳动者提供的特别保护，没有政府设立的劳动监管机构的介入，资本家对工人的绝对支配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以反垄断法、劳动法为代表的经济法、社会法，主要就是借助政府干预的方式，来维护、保障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
    可见，交换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它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提供的有力保障。为了从法律上维护交换正义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19世纪，亚当·斯密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交换领域，主张把价值规律作为支配经济的唯一手段。与之相适应，在法律制度的供给上，就特别信奉契约自由，把交换的领域完全交给市场上的主体，政府以“最小政府”的姿态，远远地退缩到交换领域的边缘地带，甚至退缩到交换领域之外。然而，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维护契约自由的法律机制，并不足以形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恶”的批判，已经对那种缺乏公平、没有正义的交换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揭示。正是在资本主义越陷越深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泥淖中，在20世纪上半叶，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应运而生，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法律，以及保护劳工的福利立法，才开始全面兴起。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经济、对社会的宏观调控，强调运用“看得见的手”来调整交换领域，主张政府不应当在交换领域内缺席，政府应当在交换领域中有所作为，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政府干预的法律形式，保障人类在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凯恩斯主义也由此充当了振兴资本主义的一剂灵丹妙药。然而，过度强调凯恩斯主义也有其弊端，因为它可能造成政府对交换领域的过度干预，从而使经济裹足不前。因此，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弹，在里根时代，新自由主义再次复兴。但是，到了克林顿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又浮现出来，在困顿中，人们又想起了凯恩斯主义。通过这条线索的梳理，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交换领域，近现代以来，一直是在斯密与凯恩斯之间摇摆着走过来的，走出了一条“之”字形的寻求交换正义之路。
    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经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的反复探索，当代中国既承认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同时又承认政府干预的正当性，既有以合同法为代表的保障契约自由的法律形式和法治实践，又有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规范政府干预的法律形式和法治实践，这就为交换领域内实现公平正义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法律框架。进一步完善这个框架，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就有全面实现的希望。
    喻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