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欣：全球治理：从“法律地理学”开始

    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走出去”局面的形成，边疆理论和海权理论日益受到重视，“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跑者，全球化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一种世界体系学说和全球传播学说。中国的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的深度内涵的著作也开始出现。2009年起在网上论坛受到热捧的“地缘看世界”连载系列，也在今年夏天正式结集为《谁在世界中心》的专著。
    《谁在世界中心》的作者温骏轩是法律人，这本著作是一个法律人基于对中国崛起的关怀和对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的业余爱好的产物。实际上，放眼观察当下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大热的背后，地理学分支中唯独法律地理学乏人问津。
    但是从当今中国崛起所遭遇到的迫切问题来看，法律地理学却是最紧要的。在我们准备了充分的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知识储备之后，一旦涉及到实际的外交交涉和国际沟通乃至维权操作，则必须辅助以法学和法律地理学的工具。
    现代地理学与中国“救亡图存”的命运相联
    1896年，帝俄以“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获取东三省的铁路修筑和经营权，在国际关系格局上引发列强的连锁反应，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划租借地。
    1897年至1898年，德国借口山东“曹州教案”，出兵强租“胶州湾租借地”。帝俄不甘示弱，随即出兵旅顺口和大连湾，强租“旅大租借地”。随后，英国强租香港新界和威海卫，法国强租广州湾。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于1899年秋提出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
    1898年起，在香港、上海坊间和留日中国学生中间出现一副讽刺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事漫画《时局图》。《时局图》以熊代表俄国、犬代表英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香肠代表德国，在中国地图上生动形象地标识出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让不识字的民众直观到“亡国灭种”的危机。根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一书记载，《时局图》出自同盟会会员谢缵泰之手。这一幅漫画版《时局图》，构成了现代地理学在中国民众中间启蒙普及的第一次浪潮。
    1900年前后中国国土面临的瓜分危机，导致现代地理学教学在中国迅速兴盛。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张相文，于1901年编著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各国地理教科书》。1909年，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中国地学会成立，并于次年创办《地学杂志》。
    可以说，现代地理学研究在中国的命运，是与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1920年代，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浙江大学地理学相关学科为基础的史地学派逐渐形成。1926年起，昭和日本对中国加紧渗透和侵略，步步紧逼，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在危机中愈加奋锐，出现一批成果。
    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1936年顾颉刚和谭其骧发起成立禹贡学会。1940年代初，一批留德学人因应抗战时局，融合中国古代的战国思想资源和德国地缘政治学以及尼采哲学，发展出兼具人类学、人文地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色彩的战国策学派。抗战结束后，中国地理学发展进入了较为规范的科学建设历程。
    “教皇子午线”是典型的法律地理学案例
    一定的地理空间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任何历史都是在具体的地理空间当中展开的，不同的空间认知会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
    近代以来，在形塑现代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世界秩序的定义权。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牢牢把握世界秩序定义权的关键，始终遥遥领先地掌握着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认知世界的工具——地理科学、航海技术、地图技术和测绘技术。
    法律地理学不仅是一种国际秩序定义权，更是一种世界观和空间观的定义权。从现代地理学的度量衡基准来说，世界通用的地球零度经线(本初子午线)不像纬度那样有自然起讫(赤道和南北两极)，而是人为设定的。
    1884年以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所在的经线被世界各国接受为本初子午线。本初子午线亦曾被用作确定世界统一时间的标准，而产生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由此可见，现代地理学的度量衡基准是绝对基准与相对基准的结合，是绝对法权与相对参照物的结合，是自然地理学与法律地理学的结合。
    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老世界与新世界之分，本是15世纪末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的结果，此后随着老世界的欧洲列强对新世界的控制和侵占，在各方面塑造了新世界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法权观念上的秩序划分，构成了法律地理学的世界观前提。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根据1493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的“教皇子午线”和1494年《托德西拉斯条约》，按照地理空间在法理上瓜分对整个世界的权力和利益。对世界的航行测绘意味着对世界的掌握和操控，对世界的掌握和操控意味着对世界的征服。
    “教皇子午线”事件是一个典型的法律地理学案例，可以说构成现代世界的法律全球化的起点。说到法律全球化研究，其学科基础仍然有待阐明和巩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创立的新国际贸易理论，阐明了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影响，他也因此全面整合此前全异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两个研究领域。
    我们由此看出，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经济地理学+国际贸易。“全球化并不会导致地理的终结，也不会形成一个地理上的"平面"世界”，“相反，它一般会带来一个更加复杂得多的地缘政治体系”。因此，全球化概念在其理性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地理学。所谓的全球化研究，其哲学抓手是空间概念，其学科范式是“某某地理学+”。
    因而我们有：政治全球化=政治地理学+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法律全球化=法律地理学+比较法和国际法。在全球化时代，法律地理学意义上的主权边界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线式区隔和领土防卫，而意味着治理和控制，也意味着交通和传播。
    法律地理学：主权技术和治理术之一
    主权不光是一种法理和权力，主权还是一种技术，是法律技术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主权的理性表述的面向，要靠法律技术来实现；主权的权力运行的面向，要靠工程技术才能实现。
    现代国家是一种“工程国家”，法律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工程国家的主权技术和政府治理术之一。法律、地理科学、测绘技术都是工程国家范畴下的不同的治理技术。最新翻译出版的《科学、文化与现代国家的形成》一书，就追溯英国将工程科学引进爱尔兰殖民地和爱尔兰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性关联，形象地说明工程技术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主权性质的领土概念，除了依赖于法学和法律技术，还建立在地图学与制图技术、测绘科学与测绘技术的基础上。“哲学家、神学家、法学家、几何学家、历史学家、探险家、测绘学家，还有制图学家，都在领土研究中起到了他们的作用。”
    领土权益可能涉及到历史沿革要素和地形地貌等自然要素，需要地理学、测绘技术和划界方法的综合评估，并就这些要素在法律上的后果和权益影响予以技术分析。
    2014年国内翻译出版的两位澳大利亚学者合著的《世界海洋政治边界》，是一本实践操作导向的法律地理学专著。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出，法律地理学中的法律技术部分与工程技术部分，在实践中不可能分割运作。中国现在亟需的就是这种交叉性的基础研究。所以法律地理学的发展，需要文理工交叉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在新的时代的新的国家追求，它呈现出内外大联通性、外向大进取性、陆海结合性三大特征。中国学术界应该开展法律地理学研究，在技术和能力上跟住当前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和节奏，成为“一带一路”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必须在消除“中国威胁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球化世界伦理、塑造中国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方面做出积极贡献。
    本文转自《法治周末》，原标题：“法律地理学：国际秩序、世界观和空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