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蒂安·巴利巴尔：对国际好客权的呼吁

    译 | 王立秋
    在当前的情景中，我们急需通过用合法的、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反-权力，来对抗各国政权，以限制其任性。
    地中海盆地的情景持续恶化：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去，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掩饰：实际上，是各国在建立或容忍灭绝的方法，历史肯定会证明，这是罪行。在这二者之间，我们也发现体现了“公民社会”团结之努力的动议和行动：庇护城市、“人口偷运”，救难船——但太过于经常地，在公共权威的敌意下，这些行动又被迫成为了猫和老鼠的游戏。
    这个情景，在世界上并不独特。但对我们欧洲公民来说，它有着特别的意义和迫切性。它呼唤我们对国际法进行结构的调整，以承认好客，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并因此而给国家强加一些义务，这些义务至少应该有和战后几大宣言（1945年，1948年，1951年）一样的效力。因此，我们必须谈谈这件事。
    首先，我们谈论的是谁？我们谈论的是“难民”吗，还是“移民”，还是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包括二者的范畴？我们知道，这些区分，既是行政实践的核心，也是针对后者的反对的核心。但首先，我们承认的权利的类型，和我们描述这些人的这些权利遭到剥夺这个事实的方式，也取决于我们如何指定这些有待保护或限制的人。
    “流浪者(Roamer)”是我想到的词。它让我想谈论迁移的流浪，或者说，谈论移居而不是移民。国际好客权，必须以我们的全球化的世界的流浪者为对象，并反思迁移的流浪（特别是作为围绕它的行程凝聚的暴力的结果的流浪）的性质。
    一些论证也支持这种看法。首先，抑制所谓的非法移民、和识别“假难民”的执念，最终生产出一种“对庇护权的反转”（根据法国政治科学家杰罗姆·瓦吕依的说法）。政府使用“难民”这个范畴，为的不是组织对那些逃离自己之前的残酷处境的人的接待，而是为了使那些不符合特定形式标准的人、或那些在质询期间不能正确回答问题的人非法化。
    然而，如果官方的标准的限制性不是如此地超常——以至于它把对难民身份的争取，和自由移动的权利完全切割开，同时，它也使一切严肃的挑战都无法触及国家的权威——的话，那么，这也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也不记录内战或经济战争、独裁或对民主的限制，和环境灾难等条件——而这些条件，恰恰是今天之流浪的根源。而且，通过否认这些现实本身，并因此而伤及经验这些现实的人，国家把大规模的移民，变成了他们一个难民营接一个难民营搜寻的，无避难所的难民。对这个区分的各种使用（和误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今天的问题，以寻找一个同时也构成法律的解决方案。
    然而，正如我们从先前的辩论中，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为此正名。人道主义的概念，是明确要求这点的，即，移动自由，应该和言论自由或人身保护权一样，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它预期国家尽可能地不要去反对它。而自由主义的概念，也从“放行”（放人、商品、资本和信息）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要求。自由主义的平等至上主义的变种还会坚持，限定改变居住地的权利——只给有权者和幸运者这个权利，而排除穷人和被剥削者——是不义的。这些推理要么乏力，要么缺乏基础，但在我看来，它们看起来也没有提及当代移居的特性，因为它们都把国家针对这些悲惨情景的干涉带来的冲击给中性化了。
    对世界人权宣言中包含的，关于流通、居住和避难的概念的严格应用，看起来更合适：一方面是因为它关联相反权利（比如说，移出的权利和回归的权利）的，一致的逻辑；另一方面，也和它避免创造无权利的个体或非-人的关怀有关。
    无论如何，这些概念的大的局限在于这个事实，即，民族国家的归属、和地理的主权构成了一切保护人的装置的绝对视域。同时，在当前的情景中，我们急需通过用合法的、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反-权力，来对抗各国政权，以限制其任性。因此，我建议，我们应该采取一个超越这些文本的举动：表达一种好客权。根据这个原则，流浪者（和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可以对“主权”国家占上风，以防止他们的尊严和安全遭到系统的践踏——就像今天发生的这样。
    不过，指出1948年的核心句子之一，也是必要的：“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世界人权宣言第六条）。任何地方意味着，在移民局，在边境管制期间，在难民营，和可以想象的、在海上漂浮的充气救生筏底下也一样。它包括那些权威必须履行其义务的地方，也包括那些必须抵抗国家——因为政权总有牺牲人权以求“安全”和“认同”的内在倾向——的地方。对流浪的移民来说，原则的原则是，他们也享有可以靠既定国家的法律和规定来贯彻的权利。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在特设辖区或普通法管辖区为自己辩护、或获得代表。
    从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引出一些推论：
    ——禁止推回，不驱离：我们不但不能暴力地把流浪者从一个边界驱逐到另一个边界，而且，我们还必须确保，他们能够在尊重他们的尊严、他们的身体的完整、他们的个体的自主、和考虑他们经历的苦难的境况中，表达他们的需要。“举证的责任”不应该压到流浪者身上，而应该落到迟疑着，不愿适应流浪者的政权头上。
    ——政权及其在边界上、或领土内行动的警力，不能残忍对待流浪者：这个概念，唉，涵盖了从对没有法律身份的个体施加的暴力，到创造特丽莎·梅（当时她还是内务大臣）所谓的针对外国人的“敌意环境”，和使他们与家人分离，关进难民营的一系列的伤害。
    ——政权也不能拉清单，基于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或地缘政治的标准（尽管它们也需要防备恐怖分子的威胁——他们可能会以流浪为伪装）事先否定某些国家出身的人的入籍权。
    ——军事行动不能冒伤害流浪者（他们是人口贩运网络或组织的受害者，而不是它们的操纵者和老板）的险，去试图摧毁人口贩运网络或组织。更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应该判定，禁止救援行动、或试图阻碍救援行动的决定，属共谋（可能还是反人类）罪。
    ——政权不能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把对移民和难民潮的管理外化出去。特别地，他们不应该与就当是的情景而言，被指定为“安全”的第三方国家商定什么交换协议。尽管异常地羞耻，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样的协定把他们放到了和那些被他们谴责的，罪恶的“贩运者”相同的水平上。
    这些条款描述的，更多是限制或禁止，而不是行为。这与司法话语（在它试图纠正一种被施与的暴力或一种虐待的时候）的性质也是一致的。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法令来结束移民或寻求避难所的人的流浪，也不是根除那些导致他们出离（原居住地）的原因。相反，我们的目标是，防止国家政治在给这些原因分级的掩饰下，把出离转变为一个灭绝过程。出离而流浪的移民，和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这样他们才能够抵抗政权的任性。这可能是件小事——但也可能是件大事。
    眼下还不存在好客的权利，因为好客是一种源于自由的，集体的性情。它尚属一种“共享的责任”（就像法律理论家米雷耶·德尔玛-马尔蒂提出的那样）。但与紧迫程度相应的，好客的权利，激增的公民行动，是应该有的。这个权利超越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仅限于登临权的“世界法”的命题，它将使康德阐明的基本规范普遍化：我们不能把外国人当敌人对待。不过，这一事态（即把外国人当敌人），恰恰是政权反对全球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的政策导致的结果。
    流浪者不是一个阶级。他们不是一个种族。他们也不是“群众”。我要说，他们是人类的一个流动的部分，他们被悬置在一种拔根的暴力，和一种压迫的暴力之间。流浪者只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一小部分），但他们也是一个有高度代表性的部分，因为他们的境况，浓缩了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不平等的效果，也因为他们是雅克·朗西埃所谓的，那个没分的部分(”la part des sans-part”)。换言之，他们承载着权利的缺失，而要让人类再次平等，我们就必需弥补这个缺失。
    这是一个人类要不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排除到子宫之外，或人类要不要把这里的正当要求整合到它的政治秩序、整合到它的价值系统中去的问题。这是一个文明的选择。这是我们的选择。
    本文译自Etienne Balibar, “A call for an international right of hospitality”,原载OpenDemocracy.net, Au, August 18, 译者通过NewAge的转载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