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反宪派的弥天谎言还能走多远

    作为一名秉持中道理性的青年学人，我主观上更愿意做一名倾听者、学习者，而无意去做一个挑战者、论辩者。在我看来，每个学者都有我值得汲取精华的地方，观点不同可以面对面请教或以书信商榷和讨论，未必一定要公开论战。但我对那些非学术、非理性且不讲道理与逻辑的“大棒主义者”历来极为反感，反击起来也毫不客气，无论其立场是极右还是极左。在正式回应汪亭友之前，有必要把一些背景情况先做一个简单梳理和说明。
    为信仰权利而论战
    迄今为止，我被卷入过两场论战，都属于被动式地应战。第一场论战发生在我和激进自由主义者之间，时间从2009年8月直到2010年间，地点在“选举与治理网”（我被邀请在那里开设了专栏），论战的主题是“宪政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是否兼容”，论战的结果是对手再也不敢或不愿吱声了。在长达一年多的论战时间里，我形成了大量的论战帖子，针锋相对地批驳那些以偏激立场全盘否定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言论。我认为任何一种激进主义思潮对于深化改革开放都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威胁，必须坚持把道理讲透讲清楚。由于“选举与治理网”在2012年暂时关闭，所以这场论战的诸多帖子以及论战文章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但在国外应该还可以看到一部分。其中有三篇论战文章被我节选收入到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即《我的信仰我的罪——答辩辞之二》（主要围绕“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民主专政”“逢党必反现象”“自由主义制度神话偏执性”“话语霸权与语言暴力”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见《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修订版，第498～510页），《自由无罪，爱国何辜？——兼论当代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自负躁狂抑郁症》（指出“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自负躁狂抑郁症的四大症状即“第一，躁狂发作，不讲道理；第二，逢‘党’必反，丧失理性；第三，侵犯自由，无理取闹；第四，迁怒人民，不可理喻”，坚决反对那种认定“不肯反共、反政府的人不是奴才就是帮凶”的“新两个凡是说”，反对“以情绪对抗情绪”式地围剿“爱国贼”，反对自虐式的“汉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谬论，维护了“宪政爱国主义”原则。节选部分见《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修订版，第508～510页），《我为什么会信仰社会主义》（见《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2辑·政党、社会与自由》，第543～554页）。论战对手为了和我区别开来，则把我称为“宪政主义者”，而他们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他们还把这场争论与一百年前的“立宪派”与“共和派”之争相提并论。我的观点难免常被歪曲，我本人也曾被无厘头地指斥为“专政分子”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契卡分子”（而实际上我长期以来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坚定批评者）。在《我的信仰我的罪——答辩辞之二》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争论还没结束，他们看上去刚占了上风的时候，一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布“这里的宪政主义者终于败下阵去”，还有人进一步提出：“我在欣喜之余也产生一种莫名的担忧感：中国的学人都是怎么啦？”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好，都说现在中国的学人胆子小，可是身处这样的处处是眼睛、处处有棍子、处处道德帽子满天飞、还不许自我辩护的公共场域，能不胆小吗？
    这场舆论风暴，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不仅顽固的既得势力保守分子有可能找我麻烦治我的文字罪，而且自由主义立场的朋友也会整理我的文字罪材料。在貌似言论自由的今天，处处有无数双眼睛紧盯着你，有无数陷阱等着你，你说话怎能不小心呢？
    被“语言暴力”一路追杀到这里，也交代到这种程度，不知道能否对我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理解？能否让公民陪审团的网友们在心里画陶片的时候，能够对我稍稍宽容？
    如果命定我只能做这里的苏格拉底，那么我感到孤独的光荣。虽然我和苏格拉底的水准和境界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但是，我在这里被置于道德审判的犯罪嫌疑人席位上，借用指控者youkezi的话来说：“我想将其称之为‘华炳啸文章现象’，简称‘华文现象’。这个华文现象的出现值得我们学界深思。”[1]
    在论战中，我一方面正面澄清自己的观点，批驳激进主义思潮，一方面坚持“信仰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底线。我把分歧归结为不同的“信仰”问题，而根据信仰自由原则，不同的信仰者之间最起码应当做到相互尊重人格、尊重事实、尊重逻辑，在此基础上可以各自表述、求同存异，也可以对话交流、相互融合。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思想多元的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思想主体”与“话语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真理在握”就把自己的观念、思想强加于人，甚至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人无端地施加“话语暴力”甚至是道德审判。思想观念的相互认同或相互承认都只能建立在平等交流与交叠共识的基础之上。正因此，我在学术圈一般不主动“挑衅”，更注重广结学缘，但对于非理性的蛮横挑衅者，我绝不放弃“只向真理低头”“据理抗争”的自我辩护权利。2010年11月2日，我在选举与治理网发表了《我为什么会信仰社会主义》一文，以平和理性的态度表示：“有一些网友开始批评‘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提法。他们不是反对‘宪政’，而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并指责我试图把水与火融合在一起。萨义德曾说：‘对于知识分子，严格、深入的辩论是活动的核心。’所以，这些公开的论辩和诘难对我的思想完善与学术发展都将是十分有益的。”[2]此后，论战告一段落，而我花了很大的精力与左中右的上百名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寻求改革合力、构建宪政共识”的学术交流活动，这也被认为是一次“团结中右温和派学者、重振中左建设性力量”的积极尝试，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左学术立场的学术团队——《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为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当代社会主义之中兴而探索新路。我清醒地认识到，争论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获得圆满成功，只有通过奋勇推进改革真正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展现出来，只有最终使社会主义宪政体制获得广泛认同和根本巩固，那些反对或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言论才能被事实所转变，而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也才能真正确立起来。三年多来，宪政社会主义学理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与认可，也遭到了一些歪曲与误解（譬如我和高放先生曾多次澄清“宪政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民主社会主义”继承了资本主义宪政体制，而“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正立足中国国情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创新，旨在以宪政发展社会主义、以宪政规制社会主义、以宪政保障社会主义）。争论始终存在，譬如某位学者写了长文《党国立宪制何以可能》，硬把我说成是“当代康有为”（实际上我一直不喜欢康有为，更喜欢谭嗣同、梁启超），把宪政社会主义解读为使“党权永固”的“党国立宪制”并加以批判，再如保守主义的领军学者刘军宁先生，没有根据地把宪政社会主义批评为“宪政纳粹主义”并加以批判，等等。但鉴于这些持不同观点者并未纠缠不休、污蔑人格，更未试图彻底封杀“宪政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百家争鸣、各自言说，让读者听众们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为反对倒退而论战
    2013年5月以来气势汹汹的反宪派以“社会主义宪政”为主攻标靶，发动了密集的“毁灭性”攻势。他们虽然大量抄袭激进自由主义者否定“社会主义宪政”的片面说辞与斯大林主义的陈词滥调，但显然同我们遭遇过的第一场论战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我们和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论战再激烈，基本上仍属于百家争鸣式的民间或学界论战，但反宪派所发动的这场主要针对“社宪派”的“政治围剿战”，却是要彻底毁灭“社会主义宪政”研究，根本不讲任何学术规范和基本逻辑，妄图肃清“社会主义宪政”的研究力量，搞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专制。一时间，“糊涂说”“阴谋说”“颠覆说”“最具迷惑说”等等“砍刀”所向披靡，撕掉了“学术讨论”的一切伪装，整个中国社会乃至全球华人都为之愕然和不解。我很困惑，历来被利用的“砍刀”在沾了晦气与污血之后都难逃被丢弃的命运，而这些“砍刀”何以对中国主张以宪政来发展和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者如此狠毒？“社会主义改革正在与‘革命’赛跑”，“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这是我们宪政社会主义学派学者们的一项重要共识。而这些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宪政”的反宪派们是否知道，他们正在做着被他们指控为倡导“颜色革命”的激进自由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扫清‘社会主义改革派’这一挡在‘颜色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反宪风刮了一个多月不停歇，我才被迫不得不从7月1日起，开始撰写回应反宪派的文章，到7月7日完成并发布了3篇近5万字，分别是《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论反宪派的无耻与怯懦》《宪政姓宪名政，关乎共和命脉》。当时计划要写成九篇系列文章，直到把道理讲清讲透。我也草成了一部分稿子，但在尚未定稿的时候，听说宪政争论已经引起党政高层关注，有可能会肯定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法全面实施的必由之路，所以我就松懈下来，无意继续论战。同时，在7月29日，我接到来自人民日报下属的《学术前沿》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宪法政治”主题的约稿，虽然自己因第二天出游而未能按规范要求提供稿件，但对这一“纠偏”举措深感欣慰。说实话，作为中国语境中自知学术水平极其有限的一名普通的宪政学人，只要允许在自己的学术领地上继续耕耘，我真的没有精力、能力和兴趣去参与这种背景复杂、前景叵测的论战。至于我们的研究成果有关部门会不会部分采纳或助推改革开放，并不是学者治学的核心诉求，相对而言，我们更关心学术耕耘本身的创新性价值，其实践价值也许只是这些学术成果的副产品罢了。播下的思想学术种子会不会发芽乃至茁壮成长，取决于土壤、气候等多种因素和条件，不可强求。我们所能做的，仅仅只是“在学言学”——既然已经选择研究“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就不能轻言放弃。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人民大学汪亭友副教授于7月31日在红色文化网上发表了3万字长文《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柄啸拙劣“宪政秀”》，他满心以为抓住了我的一大把“把柄”，竟然把我名字中的“炳”（本意指“光明”，寓意“追求真理之光”，象征着普罗米修斯盗火故事中的火把）字都写成了“把柄”的“柄”字。有了这些“把柄”（可惜汪利用的“把柄”错谬百出，后面我会专文指出），这位汪亭友副教授马不停蹄地又抛出了《旗帜鲜明坚持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于8月5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作者呼吁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分析”，千万不要“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迷失方向”，并指出：“在宪政问题上，一些人也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完全不顾宪政特有的资本主义内涵，想当然地把宪政同社会主义生拉硬拽在一起，以为在西方宪政头上套上‘社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宪政就可以在中国通行无阻了。殊不知，这种‘拉郎配’式的手法是极其拙劣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现象。在阶级分析方法面前，那些鼓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人就会现出原形，显露其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和目的。” （怎样正确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后续文章将会论述）同时，从8月5日开始，《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3天发表“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马钟成谈宪政的文章，即《“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不仅认为“宪政”本质上是一种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舆论战武器，而且认定“与自由主义宪政不同，‘社会主义宪政’理论有更大的迷惑性”。8月20日，《乌有日刊》发表了大论战综述文章《看“法律党”江平贺卫方们的宪政派画饼如何被揭穿》（汪亭友、马钟成等反宪政文章被作为重头戏），宣称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主要指以江平、华炳啸、童之伟为代表的宪政社会主义学派。他们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谈宪政，但实质是要在中国实现‘谢韬讲的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上仍然是要推翻公有制主体地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该文的结论是：“无论自由主义宪政派，还是披着假社会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他们根本的目标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公有制主体。所以，当今中国要恢复被虚化的社会主义成分，就必须牢牢抓住无产阶级专政，
    坚守公有制主体地位，进而一步一步地恢复三十年被虚化掉的社会主义。”反宪派们一心所要复辟的所谓“被虚化掉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不就是斯大林主义和“文革”式的“用鲜血染成”的“无法无天”的“社会主义”吗？那么，具体该怎样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呢？作者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广泛锄奸”，打倒资改派、宪政派等汉奸国贼；第二是促进人民群众觉醒，落实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监督；第三是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坚决阻击跨国垄断集团的阶级剥削[3]。读到这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之类的“文化大革命”的萧杀气息扑面而来，令人不寒而栗！这次感受到的是一种更为真实的莫名的恐惧，一种对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衰存亡、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的深重忧虑。
    为保卫改革而论战
    汪亭友在其《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柄啸拙劣“宪政秀”》一文中，摆出一副自己似乎就代表“中央”的权威姿态，竟然声称批评“反宪派”就是对抗中央，就是“发泄对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不满，是要挑动煽动一些人同中央对立对抗的情绪”。我倒要问问汪亭友，你究竟代表的是哪一个党的“中央”（早有民间文革派另立中央的传闻）？在中国共产党的哪一届全国党代会决议或中央委员会决议中，曾明确反对过“社会主义宪政”？即便是你们“拿着鸡毛当令箭”随心所欲扩大化解读的某份中办文件，其中哪一句明确否定过“社会主义宪政”？你们居心叵测地把中办文件反对照搬“西方宪政”的说法篡改为反对“社会主义宪政”乃至“全盘否定宪政”的荒谬观点，而让“中央”为你们的荒谬言行背黑锅、垫背，究竟是什么居心？你们甚至自以为是地“挟中央以令天下”，谁给你们代表“中央”的资格？！你们肆意背离党的十八大精神、蓄意破坏“习李新政”的舆论环境，倒行逆施狂刮“文革”邪风，搞乱党心民心，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你们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在中国推行宪政”（见《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5日马钟成文章），可谁给你们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资格？谁承认你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封号？反宪风刮了四个月，请问官方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权威学者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等学术团体的权威学者有几个人出面认可你们“马克思主义反宪政”的说法？事实是，至今尚无一位国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出面为你们的荒谬观点背书。那位“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聘的马钟成就能代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吗？而你汪亭友副教授恐怕也代表不了。
    更让人感到可笑的是，对“社会主义宪政”的研究者极尽诬陷和恐吓的汪亭友竟然恶人先告状，公开提出了所谓的“两点声明”：“中国是个法治社会，网络空间决不是任由辱骂恐吓横行的自由世界。笔者在此尊重（应为“郑重”——华炳啸注）声明：1.要求华柄啸本人立即删除针对笔者及他人的侮辱性言语，并在其微博上或以其他公开形式郑重道歉；2.保留进一步追究其侵权的相关法律责任。我们欢迎正常的理性的学术讨论，但决不姑息违反学术道德甚至触犯法律的可耻行径。”
    汪亭友甚至为此搬出了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条款：“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鉴于所谓的“两点声明”是发给“华柄啸”的，我华炳啸只能置之不理了。但近日读到汪亭友此文的最后一段话，我才恍然大悟，汪亭友原来有可能是故意把“炳”字错写作“把柄”、“笑柄”的“柄”字，想抓我把柄、看我笑柄。试问，对这种人，我还能有什么情面可讲的呢？不妨共同赏析一下汪的大批判文章的结尾：“‘华文’的‘宪社派’的实质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试图给宪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马甲，包裹上‘社会主义’的外衣，以便迷惑群众，瞒天过海，招摇撞骗。然而事实说明，‘华文’作者的这一做法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和闹剧罢了，不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暴露自己‘反马克思主义本质’、‘拙劣的政治流氓本性’以及卑劣的人品学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的风不久将无情地吹散这类杂音噪音，而那些登台表演的小丑们留给人们的不过是若干年后可能还会记起的一堆笑柄罢了。” 对这段话，我完全可以换几个字词回赠给他：“‘汪文’的‘反宪派’的实质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试图给马克思主义扎上‘反宪政’的辫子，塞进‘斯大林主义’的私货，以便蒙蔽领导，瞒天过海，招摇撞骗。然而事实说明，‘汪文’作者的这一做法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小把戏和闹剧罢了，不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反而暴露自己‘反马克思主义本质’、‘拙劣的政治流氓本性’以及卑劣的人品学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的风不久将无情地吹散这类杂音噪音，而那些登台表演的小丑们留给人们的不过是若干年后可能还会记起的一堆笑料罢了。”
    更为恶劣的是，汪亭友在该文中居心险恶地造谣、构陷于我，竟然如此指控：“所谓的分权宪政、治权竞争、多元治理，无非是暗指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只不过惧怕党章国法的有关规定，‘华文’作者不敢公开说出来而已。”他还毫无根据地陷害我主张让“中共主动让权放权，搞所谓的立宪分权、多党竞选、议会民主的西方‘宪政党’。其实质和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对于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宪政改革，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就不禁令人感慨，为什么激进自由派批评宪政社会主义学派是要搞“党国立宪制”、“宪政纳粹主义”，而极左的反宪派却攻击宪政社会主义学派是要搞“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为什么极右极左这两股势力都要朝着相反的方向歪曲宪社派观点、背离基本事实、用构陷虚假的内容夹击“宪政社会主义”？！难道政治立场就能使你们这么远地偏离不可篡改的基本事实？！
    恶意造谣、诬陷我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这就是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汪亭友的杀手锏！他以为，在当前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把这样的一种指控发表到环球网、求是理论网、光明网、中国政治学网、红歌会网、红色文化网、海网等等网站上，就可以制造舆论，就可以在体制内打击孤立我，就可以迫使我沉默，就可以置我于死地（我郑重要求这些刊发汪亭友谣言的网站也能连续刊发我回应汪亭友的系列文章，以澄清事实，恢复我学术观点本来的样貌）。可是，铁的事实是，我自1987年中学因病休学时期通过自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以来，始终不曾赞同“三权分立”而主张根据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理论并借鉴议会主权理论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的一院制度（在此前提下曾探讨把政协纳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改革为审议院，把全国人大常委会改革为立法院，形成全国人大之下平行对人大负责的立法权、审议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分权制衡并统合于人大的中国特色人大民主制度），始终不赞同“多党竞争”而主张根据我提出的“公意型—众意型政党合作制”理论完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我们认为，承担公意整合功能的公意型政党只能是一个，它构成宪政的整合机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依宪执政，而参与国家治理的众意型政党却必然是多元的，它构成宪政的聚合机制，代表不同阶层不同界别不同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参政议政；公意整合机制与众意聚合机制在宪政体制中必须得到合理配置；在此前提下公意型政党依宪执政，行使行政治权的总理由执政党党代会经过党内民主程序提名两个党内支持度相对更高的政策团队到全国人大竞选总理组阁权，使执政党依宪行使提名权、人大依宪行使决定权，落实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既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对接，也同时能够实现治权为民所赋，从而在宪政民主程序中解决一党固定长期执政情况下的国家治理合法性问题；同时，在宪政框架内使众意型的参政党参政议政制度化，并允许公民依宪组织参政议政性或公益性的政治社团，而这些众意型党团都不以竞选执政为目标，只代表众意以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参与立法与政策拟定、参政议政为目标；我们对这一制度构想也做了政治哲学论证与实践可行性分析）。我在1989年5月给中学党支部递交的一万余字入党申请书里就最早提出了这一构想的最原初的粗糙版本（当时我的想法还得到了十几位同学、朋友的支持，并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经常讨论），并在1989年、1990年两次高考中除了填报了一个图书馆学专业（以为能方便多读书）之外其他填报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专业（为了自己的学术理想，1989年被某税务学校录取后曾跪求父母同意放弃而复读，第二年考入西北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后来又陆续读了行政管理、宪法学等专业），并在大学毕业留校后的90年代中期即有幸结识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高放先生、吴江先生、何炼成先生、周树智先生等名家，后来先后在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工作，直到2010年以来频繁从事有关宪政社会主义的学术活动，请问在这风云变幻24年的时间里直到今天，我什么时候在哪里对哪些人主张过“三权分立”“多党竞选”？恰恰相反，所有接触、了解过我的老师、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主张创新完善人大制度与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理想主义者（有人认为我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宪政乌托邦”，它能否实现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改革契机而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对此我不否认，也无意脱离具体条件致力于推销这一改革方案，而更愿意致力于开创面向21世纪的、中国原创的、“宪政民主、公平正义、和谐进步、共同富裕”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我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术梦想），并曾以自己的学术热情与思想逻辑使一些曾推崇过“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学者改变了态度，开始对稳健推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寄予期待。对我有18年知遇之恩的中国人民大学高放先生在为我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撰写的一万余字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年青一代学者华炳啸和我一样，都属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诚心要坚持社会主义、超越自由主义、决不东倒西歪的严肃研究者。”高放先生正是因为多年来对我的了解和理解，才多次肯定我“二十余年坚持信念不东倒西歪、不忽左忽右，在年轻人里实在不多见”。也正因为对我的高度信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学术信念的高放先生为了支持扶助我才破例出任《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主任，不顾高龄参加我们的每届年会并做主题发言，对我们的宪政社会主义研究予以了鼎力支持，而众所周知，他曾经的好友、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曾拜访并邀请高放先生参加“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希望高老能支持他，但高老在原则问题上不送人情，冷静客观地批评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近一年来，我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做学术讲座，而每一次讲座我都是在对“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自由主义宪政制度进行有理有据的学术批评的基础上提出“宪政社会主义”的制度改革设计方案，并得到很多左中右学者的认同与理解。我从来不怕质疑与怀疑，更不会为讨好听众而在原则问题上搞“模糊学”，坚持用事实和逻辑去说服。譬如，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中间也曾被某位自由派听众打断过，但等我耐心细致地讲解完，该听众无语以对、默默离开，而更多听众则被我们的积极稳健的改革思路所吸引，并报以热烈的掌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记者李蒙是那次演讲的见证者，后来成为宪政社会主义学术观点的积极传播者。而现场聆听了我的演讲的《经济导报》社副社长罗勤女士，约我为《经济导报》2012年12月17日出版的第33期撰写了《为万世开宪治》的专论，其中有一段写道：
    推进国家宪政制度建设要有时间进度表、阶段任务书。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即到2022年——笔者注），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在这里，习近平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表，即在邓小平所设定的2022年之前完成第二次宪政改革，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新的宪制体系、宪政价值能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从而得以展现我们的制度优势、制度自信、制度自觉，为未来三十年新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可靠有效的制度保障。
    在这篇文章的开篇我就提出：“以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国家制度转型，依宪治国理政，为万世开宪治，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十年的历史使命，也是执政党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事业成败荣辱的关键节点。”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以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国家制度转型，不是转向反宪派所攻击的资本主义制度或模式，更不是转向反宪派所看好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或“重庆模式”，而是迈向更加成熟定型的能够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行宪政民主法治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回想当时，我和大多数听众一样都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纪元充满期待。我们以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春天要来了。而一旦错过社会主义改革的这最后黄金十年，等到2022以后，随着国内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新媒体新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倍增，社会主义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滑向自由主义改革或诱发“革命”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将更大。高风险的改革最好选择在大局相对稳定、拥有资源较多、回旋余地较大、掌控能力较强的时期主动谋划、有序推进。或者换言之，我们认为未来十年是改革、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的最后机会。
    如果汪亭友认为我对他编造的谣言及其陷害行为举证得还不够的话，那么他可以深入到我的专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先后荣获陕西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二等奖，并在反宪风狂吹的今年6月获颁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证书，本书对自由主义宪政制度从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等视角做了全面深入客观的评析，可参见该书导论第二节《自由主义制度神话的终结》）以及我主编的学术辑刊《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1—4辑中找找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把柄”。这可是我多年来专门研究“宪政社会主义”的正式出版的240余万字学术成果，白纸黑字谁都篡改不了，如果用“阶级斗争”的斯大林主义尺子一页页去挑刺的话，一定会收获大量的“把柄”，够我们持续论战三年五载的。但是，汪亭友若要想找到任何我曾宣扬过“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观点的证据，恐怕想PS捏造一下都难以办到。
    说实话，在当前的学术界确实有一些学者倾向于或赞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自由主义宪政，而且其中的不少学者颇有学术造诣、家国情怀与师德风范，也深受大家的敬重和爱戴。这种发自内心的爱戴是基于真理、良知与正义的基本情感，蛮横的外力很难遏制或改变，不管这种外力是否具有正当的理由。他们的思想观念来自于长期的学术积累与实践观察，任何大棒式的恐吓或全面的思想控制乃至压制都只能适得其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任何执政者都难以针对知识分子重新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或“文革”式的清洗运动。最有效的明智办法只有慎言敏行，体察党心民意，平息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最大化地凝聚改革正能量，扎扎实实从执政者自身做起，老老实实面对实际问题、改革难题，并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找到解决问题、破解难题的根本方法，以壮士断腕的奋勇改革勇气与统筹推进的改革智慧，以社会主义的民生建设与民主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民族复兴的历史进步来赢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另外，百家争鸣所形成的多元思想格局，使得不同思潮、学派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抗衡、竞争与融合的张力，而任何一种极端或片面思潮都难以轻易打破这种均势形成对主流价值体系的实质威胁。相反，主流价值体系能够在“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中保持超然而优势的引领地位，并随时汲取科学合理的因素丰富完善主流价值体系的“文化整合”功能。这种提升“文化领导力”的做法显然要比利用 压制性的“大批判”方式要更具有远见和长效。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学术素养还很欠缺，学术观点中难免有错谬偏差，也曾多次在拙著中坦承自己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局限性，有些改革设想也许最终会成为“乌托邦”，但学术无禁区、思想无止境，我愿以谦卑的态度随时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不过，对于那些无中生有地造谣构陷和污蔑我，把我不赞同甚至反对的观点都强加给我的谎话连篇的投机分子和诬陷者，我现在还难以做到默默忍受，澄清和辩护是我不容放弃的权利。尽管这些天来，有朋友劝我隐忍，理由是汪亭友的谬论不值一驳，而当前的语境颇为复杂。但不管“复杂中国”多么复杂，不管眼下还要不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都是最低的底线。能不能把宪政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能不能断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社会主义宪政？能不能评判社会主义宪政将会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汪亭友抛出的这些谬论必须得到实事求是的彻底澄清。此刻的沉默就是犯罪。恩格斯曾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5月）的信件中指出：“如果我决定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是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4]
    彻夜秉笔奋书，此时此刻，已是凌晨7点，我再次翻开刘少奇的《共产党人的修养》，从中汲取勇气和力量。更记起1998年，朱镕基总理宣布他是带着“棺材”来的，为的是要换来国家的长治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他的改革名言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国总理尚能如此，一介书生又有何惧？正因为我微不足道，不求升官发财跑课题要经费，凭着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学术信念，愿学朱总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无畏精神，与反对“社会主义宪政”的“文革”遗毒论战到底。
    汪亭友们的三大谎言及其倒退本质
    2013年最热的一个词就是“宪政”，而最大的谎言则是反宪派为压制“宪政”热而编造出来的弥天大谎，即汪亭友们所散布的三大谎言：“宪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宪政”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马克思主义始终反对宪政，社会主义制度与宪政水火不容，“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异端邪说；“宪政”就是主张要在中国搞“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是“话语陷阱”和“舆论战工具”。我们把这三大谎言概括为：特指说（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异端说（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相容）、颠覆说（宪政指向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正如我在前三篇反击文章中所指出的，极少数反宪派为了达到其在中国“彻底”废弃“宪政”概念的目的，首先抄袭激进的自由主义宪政派有关“宪政即自由主义宪政”的观点，精心树立标靶，毫无根据地认定“‘宪政’就是反映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概念”[5]，由此妄图打击一大片、阻滞政治体制改革。其次，他们脱离中国学界的实际情况，无视宪政学界的主流倾向与现状（见《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列举了六大宪政思想流派），尤其是无视和歪曲了社会主义宪政学派或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主流观点，主观臆测或谎称“在我国受西方影响甚深的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宪政有先入为主甚至是‘约定俗成’概念，即认为宪政是与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中立、新闻自由等紧密相连的”，并从这一虚构的“敌情想象”出发，认为“一旦我们采用了‘宪政’或‘社会主义宪政’的语词，把‘宪政’当作指导性的基本政治概念，国内自由主义主导的宪政思潮会更加泛滥，社会思想领域会更加混乱，境内外敌对势力就有了对这一新提法做出肆意解读的空间，一步一步地来逼迫我们用自由主义的宪政理论主导所谓的‘社会主义宪政’，干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向” [6]。在整个论战过程中，反宪派不仅在“宪政”概念上统一口径（自宪派普遍赞赏反宪派对“宪政”概念的理解精准），在歪曲丑化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方面统一口径（自宪派普遍赞赏反宪派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宪政观问题上见解坦诚、自我揭露到位），而且也在反对社会主义宪政派问题上统一立场、统一步调（自宪派与反宪派都指责社宪派“虚伪”）。在2013年的中国，“极左”有时候居然开始用“极右”的腔调说话，并与“极右”同声相应，堪为历史奇观。总之，反宪派的特指说、异端说、颠覆说都是建立在一个又一个显而易见的拙劣谎言之上，其“司马昭之心”裸露无遗，其“指鹿为马”用心昭然若揭。
    郑志学说要《认清“宪政”的本质》，但通过我的前三篇回应文章，人们已经认清了反宪派的本质，即反人类共同文明、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主义、斯大林主义、国家官僚垄断主义之本质，而反宪派的三大危害即极力歪曲丑化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见《论反宪派的无耻与怯懦》），在意识形态领域颠覆共和国政权（见《宪政姓宪名政，关乎共和命脉》），把中国政治引入“宪政争论”陷阱（见《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反宪派抛弃了“不争论”的“邓小平式”政治智慧，把中国政治拖进了一场自残式的“宪政争论”，置社会主义共和国于“反宪政”陷阱中，不仅理论上破产，而且在政治上根本得不到执政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认同，人为制造了思想混乱、“政治麻烦”与信任危机，破坏了“新政”氛围、动摇了改革信心，并严重损毁了执政党与国家形象。
    反宪派的三大谎言是典型的当代版的“指鹿为马”，荒谬到连反宪派自己都未必相信的地步。这种荒谬绝伦、腐朽没落的反宪政观点不仅在历史上注定遗臭万年，而且在中国思想界乃至现实政治中根本难以立足，以至于“郑志学”不得不戴上厚厚的面具隐身起来，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汪亭友则越走越远，不遗余力，担当起“弥天谎言制造者”的大任，近来发挥了越来越巨大的影响力，给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事业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影响力以沉重的打击，并获得了激进的自由主义宪政派的满堂喝彩。他们借助“政治恐吓”妄图把“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改变为“以斯大林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把腐朽败落的斯大林主义私货塞进几乎被他们掏空了的“马克思主义”躯壳中，可是在全中国几十万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仅仅只有汪亭友、马钟成等极少数人跟着反宪派的“亡党之音”起舞。
    针对汪亭友抛出的三大谎言（特指说、异端说、颠覆说），我将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力量，分别撰写三篇学术说理文章做出回应，第一篇是《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吗？》，第二篇是《戳穿“马克思主义反宪政”的谎言》（讲清马克思主义的宪政观、专政观及其相互关系），第三篇是《社会主义宪政是颠覆政权还是巩固政权？》。我恳请国内宪法学界、马克思主义学界、科学社会主义学界和政治学界各位前辈做一次公正的学术仲裁，如果在后面的三篇文章中我在学理上站不住脚，在核心观点上输了理，我愿从此退出“宪政社会主义”研究领域。此外，我注意到汪亭友已经提出要对我提起诉讼，我只能表示自己完全尊重汪亭友先生依法起诉的合法权利，我会积极应诉。如果在这场“宪政争论第一案”中败诉，我会按照判决要求承担起自己的法律责任与义务。
    此文中情绪言语措辞不当之处，望学界同仁多多体谅。冒犯之处，也请汪亭友先生海涵。
    2013年8月28日凌晨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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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修订版，西北大学2011年版，第506，510页.
    [2] 《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2辑·政党、社会与自由》，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3页.
    [3] 见“乌有日刊”网，2013年8月27日访问，http：//www.wyzxwk.com/article/elite/2013/08/305129.html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5]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党建》5月29日。
    [6]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党建》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