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的我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工业化是必经之路，也是发展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传统工业化模式是建立在对矿物能源和资源的大量消费基础之上的，随之相伴的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我国的人口超过目前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以支撑用传统模式实现工业化，同时，我国也难以承受随之带来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之重。因此，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我国要实现的工业化在内涵和实现路径方面都不同于过去。
    另一方面，要彻底转变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必须创新工业化路径。粗放增长方式放大了我国周期性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对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带来巨大威胁。从1979年到2004年，由于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调，中央政府进行了多达五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要转变增长方式，降低经济过热的频率、压缩其振幅，就必须走新的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之路多年来一直是中央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要求“各项经济活动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十二大又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三大更明确阐明，要“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十四大进一步指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大又一次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但是，这一被反复强调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粗放型增长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每次宏观调控后虽然暂时缓解了矛盾，但过一段时间又旧病复发，生态恶化、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2003年底以来出现的煤电油运紧张、部分行业地区投资过热等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就在于我国仍未根本改变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长此以往，必将影响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工业化路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是刻不容缓。此外，我国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欠和谐、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工业化路径不合理。
    为解决以上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思考，中共十六大提出在新世纪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新的发展阶段要树立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是我国工业化路径的创新，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更是发展理念乃至现代化模式的创新。
    “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怎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关系重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务之急是如何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落到实处，而不是仅止于概念和形式，在实践中真正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赵国鸿博士的专著《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对中外工业化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分析了在新世纪里中国工业化面临的约束条件，研究了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实现手段和途径。书中着重围绕两个问题论述：一是中国新世纪里要实现的工业化是什么样的工业化，即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标准；二是实现这样的工业化需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具体怎样走，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包括哪些内容，怎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国鸿同志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和政策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结合他的工作实践，提出了不少有创见和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有助于我国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到实处，论著对于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国鸿同志构建了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指出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自然演进的工业化路径，它需要科学发展观，需要信息化、技术进步、城市化等的支撑，需要制度创新、法律规范和政府发挥有效、有限作用。他分析指出，我国面临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资源短缺，而是资源配置的低效和资源浪费。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市场机制在资金、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配置中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基础性作用，要素价格受到某种程度的扭曲。本书中一些针对性很强的结论有助于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也有助于深化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
    2003年底以来的能源短缺已使各级政府特别是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政府以及企业切身感受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动力已由中央的要求和推动逐渐转变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发自内心的要求。今年，许多地方已纷纷降低了经济增长目标，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由强调“量的增长”转为“质的提高”。
    发展的现实约束加上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相关政策的完善，有理由相信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会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如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