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顺:“法治精神”应成为一种信念
李德顺“法治文化”这个概念早已有之。例如在中宣部和司法部共同发布的普法规划文件中，一向就有法治文化建设的专项论述。在普法意义上提出的法治文化，当然比较侧重于面向大众进行普法教育，倡导在社会生活中弘扬法治精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主要讲文化建设，虽然没有直接提法治文化，但是讲了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动人人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我理解，把这些内容变成现实，也就是要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法治文化。
怎样界定“法治文化”，与我们对概念理解的层次有关。对于“法治”和“文化”的理解，历来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层次。我认为“法治文化”主要是指区别于“人治文化”的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体系。这种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前途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人民民主的国家，它的政体应该体现出法治来。所以，依法治国不应仅仅看作是司法系统和司法部门的事，而是国家政治的实质特征和核心内容。总之，法治不仅仅是用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而应成为举国上下在生活中普遍遵循的规则，普遍实现的一种生活方式。以这样的政治内容为核心，把法治变成我们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实践，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法治文化了。
那么，法治文化意味着什么，就不难理解了。它意味着：法治精神得以普遍化地践行和实现，社会活动是按法治精神实践的方式、过程和结果。由于实践中的具体情况极其复杂多样，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从总体上深刻地理解法治的精神实质和实践导向，关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通过具体切实的工作，推动法治建设。
最近这些年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冲突很多，应该把它们看作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走向法治社会的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事件，就是说，应该自觉地把它们提升到法治建设的高度来看。例如轰动海内外的小悦悦事件，有人认为这个事件说明“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我倒想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我们现在到底是最缺“德”还是最缺“法”呢？我认为，现在中国人不是缺“德”，而是缺“法”，是我们现在更加感到法治的不足。在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每个主体都要行使权利，同时承担责任，而不能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公共权利。就像我们的学生，他可以在自己宿舍床头贴他的偶像图片，爱贴谁贴谁，这不需要管，也没有人管。但是他要贴到教室、会议室、图书馆去可不可以？那就要干预了。如果一个人自以为在道义上站在正确的方面，他就可以随意行动，这样的原则就是德治而不是法治了。当然，说我们现在缺“法”，主要不是说我们缺少法律和法条，不是说我们的法律法条比以往少；而是说，法治意识、法治精神现在更为需要，更显得不足了。比如我们遇事能不能先从法律视角考虑问题？在需要有法治意识的地方缺少法治自觉，而是用道德说教和情感呼吁代替之，就会使许多事情不得要领，难以解决。
法治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公共规则意识。所谓公共规则，就是要在具体事情上，对每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给予具体的分析和界定，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确定每个人应该担负的责任。在权责问题上不依法作具体分析，而是感情用事，就是在用德治否定和取代法治。这些年来，我们到底是要德治还是法治，纠缠很厉害。为了从这种纠缠中解脱出来，有些人在试图撇开道德问题，单独就法讲法；而另一些人，则只讲道德不讲法。大家总觉得法律与道德是外在并列的两回事，非此即彼，所以才有思想情绪上的冲突和混乱。
那么法和道德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来话长，但从现实看来却不复杂。因为我们只要深入一点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现实中许多道德上的“危机”现象，其实正是缺少法治所致。现实的启示正是：道德危机呼唤法治！例如，我们现在社会上的道德危机突出表现为“两大危机”：一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危机”；二是某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危机”。群众有时会觉得吃的、住的、用的、行的，处处都有假冒伪劣，很不安全；而且在道义上也不安全。一件事怎么做就对了,怎么做就错了？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什么是分内的,什么是分外的？……这些都没有一套公认的、可靠的程序和规则，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在道义或任何一个角度指责或怀疑别人，所以每个人也就没有道义安全感。中国的老百姓一向比较信任政府，依靠政府。但现在有的官方的信息也遭到质疑，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那么，公信力危机和安全感危机说明了什么？我看是“呼唤法治”。政府的公信力来自于政府忠诚于法律，做事都有法律根据，而且公开透明、一以贯之。大家都期待社会诚信。但只有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情况下，才能有普遍的诚信。否则，只想靠道德呼吁是唤不来普遍诚信的。只有个别人保持诚信，不仅会代价很大，而且也难以保持和推广。至于安全感，更要靠法治作后盾。“有理走遍天下”。什么叫有理？就是守法、依法。有了法治这个后盾，相信一个很穷的、地位很低的人也不会觉得很弱势，也能活得理直气壮。
所以，说“现在中国人最缺德”是不真实、也不公平的。如果说我们最“缺法”，我认为这可以考虑。因为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呼吁我们建设法治、推进法治。当然，具体的法律规则和条文，都是可以修改完善的，我们现在也正在不断地改进。但是，“相信法律，依靠法律，执行法律，建设和完善法律”这样一种信念和精神导向，不应怀疑，不能动摇。我觉得，对于这个信念，从官方到民间，现在都应该大声地说，应该积极推动，并用实践、实例来落实和证明。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