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晓君：秦人的法律文化观念

    周文化对秦法律文化的影响
    秦人自襄公立国以后，进入关中。而关中为周人的传统农业区，盛行周之礼乐文化。秦人作为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如何对待先进的周文化，周文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秦文化乃至秦的法律文化呢？《毛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郑笺》曰：“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蒙文通说：“三代之文，于周为最，酆鄗旧京，尤礼义德教所从出。及秦有关中，而虞夏商周之化扫地以尽，岂无故哉？鲁仲连曰：‘彼秦者，弃礼义而尚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殆以戎、夏之不并立，俗化之不两容，仲连之所为慷慨者，正以激于种族之悲、而文化之痛故也。”[1]
    蒙文通先生目光如炬，秦文化摈弃礼义，崇尚功利，但秦人在进入周人故地后，未尝没有受到周礼文化的影响而简单模仿学习之。如殉葬制度为秦文化所本无，武公二十年（前678），“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2]。穆公“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3]。“献公元年，止从死”[4]。
    秦穆公时，“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5]
    秦穆公对由余夸示“宫室、积聚”，而由余惊叹“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可见穆公时宫室之壮丽远非早期简陋之“板屋”可比，积聚也多，居然以“中国”自视，可见秦人对周文化、中原先进文化是艳羡的。
    商鞅对秦法律文化的影响
    桓谭《新论》：“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所著六篇而已。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6]
    桓谭认为秦律受了魏国《法经》的影响，因此“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实际上不仅如此，以商鞅为代表的三晋法家文化对秦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董仲舒曾指出，秦“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7]。
    关于商鞅思想的学术渊源，《史记·商君列传》云：“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痤）为中庶子。”[8]而卫国为殷文化的重镇，是西周灭商以后为安置殷遗民而建立的。《史记·周本纪》：“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9]《史记·管蔡世家》：“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10]而殷的法律文化高度发达，具有鲜明特色，因此，蒋礼鸿认为：“商君者，盖尝学殷道，而变本加厉，以严罚壹其民者也。《书》称殷罚有伦，罚蔽殷彝；荀卿言刑名从商。刑罚之起虽自远古，要其有伦有彝，则始殷时。李斯上二世书、刘向《说苑》并云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而韩非书以此为殷法。非说为后人所不信，然观《礼·表记》称殷人先罚而后赏，其民之弊，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则殷罚固重，韩非之说不尽为诬，而商君之严刑当即滥觞于殷法也。”[11]
    商鞅认为，“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12]。法律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法律并非一成不变。古代帝王都是“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13]
    基于以上认识，商鞅从壮大秦国力量出发，认为必须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商鞅主张必须实行“法治”，具体内容即“壹赏”“壹刑”“壹教”。
    所谓“壹赏”，就是指赏赐只能施于有功于农战和告奸的人，要求“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14]。坚持“国以功授官予爵”，而“不滥富贵其臣”，做到“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15]。为了奖励军功，商鞅还重订军功爵二十级，斩得敌人甲士首一级，即赐爵一级。按照爵位高低授予种种特权，包括犯罪也可减刑的特权，这在《游士律》中有所反映，“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16]。帮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的，上造以上罚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所谓“壹刑”，是指“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17]。法是天下之公器，适用法律必须一律平等。商鞅坚决贯彻这一用刑原则，因为这是关系“法治”能否实行、国家能否富强的关键。商鞅在总结前人推行“法治”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一条教训，就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反过去“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执法雷厉风行。秦孝公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以法来惩办太子。因为太子为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18]。
    需要注意的是，“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主要是指适用法律的原则。这一原则与等级制度并不根本对立，当时的法律本身就有维护等级制度、下不僭上的规定，秦律的许多条款也体现出对等级和地位高的人的优待。
    所谓“壹教”，是指取缔一切不符合法令、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商鞅把他认为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是“六虱”，反对“国以六虱授官予爵”[20]，并不许“私议”，实际上就是要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思想，甚至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文化的大一统。
    商鞅的法治概括起来就是重刑厚赏，就是充分利用人性的弱点来驱策百姓为秦国的富国强兵来效力。法家认为赏罚之所以有效，即在于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这种人性论正是法家主张“法治”的主要理论根据。商鞅多次谈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21]。在此人性论基础上，通过刑过与赏善来掌控和驱使百姓，“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22]。正因为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所以就赏善罚过，用奖赏的办法来鼓励他们努力从事农战，用惩罚的办法来制止他们去做有害于农战的事情。所以“刑赏”是治国的“二柄”。
    商鞅还论述了实行厚赏重刑的理由和目的：“夫刑者所以夺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刑罚不被人憎恶），而爵禄不足务也（爵禄不被人追求），此亡国之兆也。”[23]“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24]
    商鞅反对“重重而轻轻”的用刑原则，宣扬“重刑轻罪”说：“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25]
    通过“重刑”达到“无刑”“去刑”和预防犯罪的社会效果：“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26]
    只有重刑驱民，才可以国强民勇。“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27]“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28]
    商鞅认为道德教化不但于治国无用，反会助长奸邪。小罪不断，以致大罪不止，即所谓“以刑至刑”。而法家主张重刑，“民莫敢非”，就可以达到“刑措不用”的效果，是最好的治国之法。
    商鞅反对“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主张“刑用于将过”。把刑罚用在将要犯罪的时候，可谓预防刑，即对预谋犯、预备犯、未遂犯、轻微违法行为，都要进行处罚。商鞅说：“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29]
    在法律制订上，商鞅要求：“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智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30]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31]
    商鞅虽死，但为秦开帝业奠定了扫灭群雄、统一中国的基础。从其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的初衷来看，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32]
    申不害思想对秦法律文化的影响
        
    申不害，郑国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33]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其思想带有道家痕迹。他把法家的“法治”和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结合起来。申不害重视术，目的在于维护君主专制政体，防备贵族势力“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申不害的“术”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即韩非所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34]。根据才能来授予官职，又根据其职责来考查其政绩，以此定其黜陟赏罚。韩昭侯正是这种原则的忠实执行者，《韩非子·二柄》载：“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其失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申不害“循名查实”，既不许失职，又不许越权，所谓“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35]
    二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即韩非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36]。要求君主“去听”“去视”“去智”，因为“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37]，即君王要装作没听见、没看见、不知道，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使臣下觉得君王高深莫测，无法揣度其真实想法，无法找到其弱点，就没有空子可钻，而臣下也就无法隐藏自己的短处和过失。于是，“惟无为可以规（窥）之”。
    韩昭侯是相当厉害的人物，却也是一位爱使小智小慧、自作聪明的人。《韩非子·内储说上》：“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38]《吕氏春秋·任数》：“韩昭釐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釐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39]
    督责，《史记索隐·李斯列传》：“督者，察也。察其罪，责之以刑罚也。”申不害的这种思想对秦的统治阶层有重大影响。如秦末，“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40]，于是上书二世，大谈特谈“督责之术”：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
    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41]
    书上奏后，二世甚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42]
    可见，申不害的督责之术对李斯、对秦二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秦帝国二世而亡，亡于秦二世的“能督责”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感慨：“尽古今概贤不肖，无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忌。呜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尝学于荀卿氏矣，亦尝与始皇谋天下而天下并矣。岂其飞廉、恶来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斯之心其固以为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即始皇之骄悖，能受此言而不谴乎？斯抑谓天下后世之不以己为戎首而无所恤乎？无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43]
    韩非子思想对秦法律文化的影响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秦国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44]后下狱经年，被迫自杀。《韩非子》五十五篇，绝大部分是韩非所作。韩非总结了法家诸流派的法律观点和主张，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这就是法、势、术相结合的统治理论。
    第一，好利恶害的人性论。韩非进一步发挥商鞅“好利恶害”的人性说，否认儒家的性善、仁爱、亲情说，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一种现实、功利的关系。“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45]“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46]
    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利益交换，“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亲也，计数之所出也”[47]。韩非“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弥补了国家法律起源说逻辑上的欠缺。法家把赏与刑称作治国的“二柄”，就是对人性弱点赤裸裸的肆意运用。“赏以利诱，刑以禁害，赏大则诱大，刑重则禁重”[48]，“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49]。
    第二，韩非“法治”论。韩非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50]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依靠一种客观标准，而不能依靠主观判断。韩非在这里所说的“法术”，意思就是法，是指一种客观标准。
    有了这种标准以后，君臣上下都要以它作为判断是非、指导行为的标准。韩非说：“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51]“不游意于法之外”是说，不仅言论、行为不能出乎法之外，就是思想也不能出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是说，在法之内，思想和行动也只是照客观的法办，而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惠或者智慧。必须达到这个程度，才是“动无非法”，才合乎守法的标准。
    第三，“轻刑伤民”的重刑说。韩非认为儒家的德教说无济于事，对坏人、恶人不起作用。“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52]韩非赞同商鞅主张的“重刑轻罪”说，认为“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53]。韩非进一步分析，如果犯罪行为所获的利大而所受的刑罚轻，那就无异于鼓励人们冒险犯法；相反，如果犯罪行为所受的刑罚大大超过所获的利益，那么人们就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54]
    “重刑厚赏”的意义是扩大法律的影响，提高统治效率。“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55]
    第四，“抱法处势”的法势统一说。韩非指出，一个政权想推行它的法令，必须有专政的权力，这个权力就是“势”。“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56]势力具体的表现就是赏罚，亦称为刑赏或刑德。韩非称赏罚为君的“二柄”，他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57]
    第五，“不可一无”的法术兼重说。韩非认为“法”与“术”两者不可或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认为商鞅的不足之处是“徒法而无术”，只知变法和加强法制，却“无术以知奸”，
        
    导致权贵阶级渐渐把持了国政。“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58]
    国家虽然富强了，但没有用术治来识别奸臣，“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国家打了胜仗，扩大了版图，“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不用术治对官吏进行整顿，即使不断加强法制而使国富兵强，也只是被臣下用来为自己牟利，而不能使君王完成帝业、一统天下。这就是没有运用术治的祸患。
    韩非子还指出了申不害“徒术而无法”的缺点，只知用术去驾驭臣下，却不注意维护法的统一性。“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晋君）之令未收，而后君（韩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59]
    韩非的“术”名目颇多，有“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众端参观”“一听责下”“信赏尽能”“必罚明威”。“众端参观”是说对众人所言和所行之事做参验比较，观察长短得失，不偏听偏信；“挟知而问”即明知故问；“倒言反事”就是或倒其言说反话，或反行其事，则奸情可得尽知；“必罚明威”就是不以仁慈之爱乱法，凡有罪者必受罚，以显示法度的威严和不可侵犯；“疑诏诡使”，疑诏指“使臣下疑其所诏也”，诡使即“言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反其所使也”[60]。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玩弄起来，似乎很不容易捉摩。韩非自己也说过：‘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不过，无论是怎样神秘，已经写成文字、着了迹象的东西，我们总可以追求得一个大概的。……似乎也不外下列的七种：（一）权势不可假人；（二）深藏不露；（三）把人当成坏蛋；（四）毁坏一切伦理价值；（五）励行愚民政策；（六）罚须严峻，赏须审慎；（七）遇必要时不择手段。”[61]
    韩非子的思想对秦的统治阶层有巨大影响。侯生和卢生说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乐以刑杀为威”[62]；贾谊说秦始皇“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63]；班固说秦始皇“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64]。秦始皇的这种性格、思想、态度与他所信奉的法家学说有密切关系。郭沫若曾说：“韩非虽然身死于秦，但他的学说实为秦所采用，李斯、姚贾、秦始皇、秦二世实际上都是他的高足弟子。秦始皇的作风，除掉迷信方士、妄图长生之外，没有一样不是按照韩非的法术行事的，焚书坑儒的两项大德政正好是一对铁证。焚书本出于李斯的拟议，其议辞和令文，不仅精神是采自韩非，连字句都有好些是雷同的。”[65]
    [1]《古史甄微·秦之社会》，第217页。
    [2]《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83页。
    [3]《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94页。
    [4]《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1页。
    [5]《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92—293页。
    [6]［汉］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5页。
    [7]《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0—2511页。
    [8]《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27页。
    [9]《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32页。
    [10]《史记》卷三五《管蔡世家》，第1565页。
    [11]《商君书锥指·叙》，第1页。
    [12]《商君书锥指·画策》，第107页。
    [13]《商君书锥指·更法》，第4—5页。
    [14]《商君书锥指·赏刑》，第96页。
    [15]《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0页。
    [16]《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30页。
    [17]《商君书锥指·赏刑》，第100页。
    [18]《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1页。
    [19]《韩子浅解·有度》，第41页。
    [20]《商君书锥指·靳令》，第79—80页。
    [21]《商君书锥指·算地》，第45页。
    [22]《商君书锥指·开塞》，第57页。
    [23]《商君书锥指·算地》，第49页。
    [24]《商君书锥指·开塞》，第58页。
    [25]《商君书锥指·说民》，第37页。
    [26]《商君书锥指·赏刑》，第101页。
    [27]《商君书锥指·去强》，第32页。
    [28]《商君书锥指·说民》，第38页。
    [29]《商君书锥指·开塞》，第57页。
    [30]《商君书锥指·定分》，第146页。
    [31]《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6—2237页。
    [32]［汉］刘向集录，［南宋］姚宏、鲍彪等注：《战国策》卷三《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33]《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6页。
    [34]《韩子浅解·定法》，第406页。
    [35]《韩子浅解·二柄》，第44—45页。
    [36]《韩子浅解·难三》，第381页。
    [37]《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第388页。
    [38]《韩子浅解·内储说上》，第245页。
    [39]《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第387—388页。
    [40]《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4页。
    [41]《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4—2557页。
    [42]《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7页。
    [4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二世》，中华书局，1975年，第4—5页。
    [44]《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7、2155页
    [45]《韩子浅解·外储说左上》，第280—281页。
    [46]《韩子浅解·备内》，第124页。
    [47]《韩子浅解·难一》，第351页。
    [48]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96页。
    [49]《韩子浅解·五蠹》，第474页。
    [50]《韩子浅解·用人》，第218页。
    [51]《韩子浅解·有度》，第40页。
    [52]《韩子浅解·五蠹》，第473—474页。
    [53]《韩子浅解·内储说上》，第236—237页。
    [54]《韩子浅解·六反》，第433页。
    [55]《韩子浅解·六反》，第432页。
    [56]《韩子浅解·难势》，第391页。
    [57]《韩子浅解·二柄》，第43页。
    [58]《韩子浅解·定法》，第406—409页。
    [59]《韩子浅解·定法》，第407页。
    [60]《韩子浅解·内储说上》，第227页。
    [61]《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第370页。
    [6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
    [6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3页。
    [64]《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096页。
    [65]《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第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