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重庆模式、济南审判与政改逻辑

    济南审批受到了各方赞誉。微博直播虽可控、可调，但也开中国审判风气之先。在庭审中，各方都较为充分地行使了法定权利，薄甚至含蓄地指有逼供、诱供行为。而当薄在法庭上说出：“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制度”时，实际上已自己宣判了其在重庆当政时期，践踏法治与人权的罪。
    济南的法治进步，并不是出于谁善意地想要推动中国法治，而是源于政治竞争之下的妥协。作为太子党，薄在高层不乏支持者和同情者，在民间，更是拥趸众多。在这些政治力量的对峙下，必然需要以公开、合法的法律程序来公开证据、揭露案情，争取支持。所以，政治竞争，在重庆，推进了公共品的供给，在济南，推进了法治。
    这一切，归根到底，源于薄的政治竞争口号。这也表明，红色道统是多么重要，仍在保护他，并导演出一场政治大过法律、外科手术式的审判——范围精准，心照不宣。潜规则问题明规则化，政治问题经济化，就成为济南审判的最大特点。审判不仅忽略他在重庆执政期间对法治、人权的践踏，而且，经济问题也严格限于辽宁，即使辩护人提到了1400万中介费，法庭也佯装不知。这样的审判必然是虚弱的。所以，即使薄的自我辩护破绽百出，即便2500万坐实，在如今贪腐的审丑疲劳下，很多人仍然觉得“审出了一个清官来”。
    于是，法庭变成了被审判者的舞台，制造悲情、定格冤屈的政治形象。即使主动曝出家丑，在庸常政治时代，男性尊严受损的辛酸故事对于卡里斯马式（Chrisma）的政治家的形象也并无太大影响，反而镀上一层悲情色彩，变为了一个被不肖子连累、被妻子背叛的人。
    其实，只要任建宇、方洪、彭洪……这些曾被投入劳教的人站在证人席上，打破这个悲情形象轻而易举。但问题是，若能此为之，站在证人席上的就不仅是他们，李途纯们、兰世立们、唐慧们就都站在了证人席上，审的就不仅是薄，还有其背后的体制。
    薄选择的政治口号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本就是维系一个群体利益的集体意识形态根基。红色江山岂能和红歌分得开？薄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本相发挥的淋漓尽致。所谓投鼠忌器，正在于此。底线不可触及，也正在于此。
    但甚幸，政治竞争从来都会打破底线，消解意识形态与极权、瓦解政治秩序。
    今天，即便是外科手术式的审判，也让人们看到了一幕幕官场大戏、宫闱密史，发现道貌岸然背后的蝇营狗苟，内心深处的震撼与怀疑，必然伤及意识形态，以及其上的政治秩序，一如42年前，温都尔汗的爆炸掀起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变革。
    另一方面，社会、技术、经济的发展，宫廷政治越来越向广场政治转化，人心向背愈发重要，这就决定了公开化的政治竞争必然向法治与民权中寻求根基——愈激烈，愈消解底线，推进法治。所以，当薄的政治资本更加深厚，拥趸更加激烈，“打老鼠”的现实需要就会超越保护“器”的底线，这个时候，任建宇们就有机会站在证人席上。
    但是，薄熙来应该没有忘记李庄案中出现的“漏罪”。不管是薄谷开来，还是薄瓜瓜都可能触犯刑律，再联想到薄瓜瓜的声明，就更加确凿。所以，薄熙来在法庭上的表现与其说是不服，不如说是顺从；与其说是法庭避罪策略，不如说是政治选择。也唯有如此，才能为历史留下伏笔。
    自由、民主虽是大势所趋，但历史长河中偶尔也会出现逆流。30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不公与深埋于社会意识中的红色意识形态，曾经、现在、将来都会滋养着薄熙来们。前路迷茫，落败者可静静等待他的将来，但倘若20年后，真有一条“秦城小道”，绝非中国幸事。
    何以避之？唯有改革。那么，从重庆模式到济南故事，揭示的政改政治逻辑又是什么？
    政改逻辑：政治竞争撑大的言论缝隙
    在重庆模式如火如荼之时，王立军夜奔美领馆之后，各种批评、谣言纷纷，可谓微博上言论最自由的时候。这背后就是政治竞争撑大的言论空间。
    但当薄的公开政治竞争及其合理性没有得到足够认识的时候，重庆模式中的黑打、专权、乃至意识形态就都不会出现在审判中。从辩证法来看，矛盾相互依存，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政治竞争，就没有话语空间。当薄的政治竞争逼迫不复存在，网络话语空间被无情打压，意识形态就成为“极端重要”的工作，全国“亮剑”。如果在两年前，这一切会被视作“重庆模式”在政治上的胜利，也就绝不可能出现，而当“重庆模式”倒掉后，重庆模式的其中一面反而毫无顾忌的蔓延到整个中国，而另一面的民生好处却付之阙如。
    这似乎向我们揭示着政改的政治逻辑与路径。
    30年来的经济改革是做大蛋糕，甚至可视为政治权力变现。从利益角度，团结一心、上下协力是可能的。而经济改革后的政改，是重分蛋糕，触及既得利益，团结一致搞政改只是一种幼稚的臆想。
    如果陷入“明君政改”的迷思，就不会明白没有民权发展大背景下的政治竞争，就没有重庆的民生、乌坎的开明、济南的法治，也就没有了政改的发动机。某种程度上看，对于政改，政治竞争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
    “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抗拒与停滞，就必然成为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选择，而只有敢于把个人权欲置于群体利益之上的人，才能以政治竞争推动法治，搅动改革前行，撑大政治改革的空间。
    有趣而深刻的是，当政治竞争向下汲取支持时，社会意识才可能自下而上地决定政治走向，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的民主、自由就会成为最大的声音。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却在情理之中的现象：左的、甚至红的政治力量的政治竞争，反而使“左的”与“红的”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而一旦没有他们，主流政治群体就会迫不及待的重拾“使他们成为现在的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
    所以，好人与坏人的政治叙事，正统与野心家的称呼，应该终了。在当下意识形态消解的大背景下，仅用意识形态的路线斗争观点去剖析政治竞争，往往会引人走向非黑即白的好坏之分，即使不说完全不对，起码也是幼稚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作为民间社会，切莫把自己当成了鹬或者蚌，唯一恰如其分的，是做一个等待权威消解，社会的成长的渔翁。
    铁桶的江山，毕竟也是人所组成，人性极复杂，除了信仰、理性、逻辑，还有爱恨情仇、嫉妒、贪婪、甚至大醉与精神疾患。在政治竞争撑大的历史缝隙中，这些人性复杂幽暗的细微隐秘，便以偶然的面目出现，拍动翅膀，卷起波澜壮阔的历史，而中国的希望，正在这些历史的缝隙中艰难而倔强的生根发芽。
    本文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