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睿：再问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法的精神有着这样的阐述：
    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治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所谓“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页）
    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孟德斯鸠强调社会风俗、政治体制等非法律的社会性因素对法律的影响，此外也强调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即法律传统与法律现实的重要性，甚至提到了地理等自然因素。用现代法学语言对孟德斯鸠“法的精神”进行总结，即：地方性知识与法律传统（或者直接概括为朱苏力所说的“本土资源”）。地方性知识是横向的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法律来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的概括；法律传统则是对法律资源的纵向的考察。对法律的这一认识是相当站得住脚的，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它的产生依赖于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或者其他制度性事实。法律不能凭空产生，脱离于“本土资源”的法律，可能只是各种规范的堆砌，并不能发挥它应有的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在当前的政治语言中找到契合点：我国的法律是人民的法律，处理中国人民的内部社会关系，基于我国的传统与阶段特征，必然要有中国特色。这样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很符合“法的精神”。但是，如果仅仅强调这一个方面，必然会走向一种片面和诡辩。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法的精神”的另一个侧面。
    如果法律的精神在于社会传统及本土的特征资源，那么一个专制政体能否产生出一个民众满意的法来？换句话说，如果“本土资源”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还要基于“法的精神”考察出我们的法律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如耶林批评自己的老师萨维尼时说的：
    （萨维尼的理论）对人们搪塞道，事情是自我生成的，人们最好是袖手旁观，以信赖之心，坐等什么东西从所谓的法律的源头：民族法律信念中，涌现出来。（【德】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7页）
    没错，当有人教你把所有的关注点只停留在现有的“生成条件”上时，难免有着敷衍的嫌疑。他们似乎忘了告诉我们，我们的本土资源和阶段特色是否存在着一些应当去改变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完善我们的本土资源和阶段特色应当采取哪些必要的行动。
    实际上，孟德斯鸠“法的精神”并没有错，“本土资源”、“阶段特色”的概念也具有其合理性。之所以可能会陷入一种误区，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法的精神”有一个隐含的步骤，即对与法律相关联的诸多因素的考察。通读《论法的精神》，我们就会发现，几乎全部三十一章，孟德斯鸠都在跟我们一起考察政体、经济、地理、历史等各个因素与法律的关系，并指出他所认为的最好的因素所产生的是怎样的一种法。例如他在对不同政体的考察过程中，就提出了判断优良政体的方法，即三权分立的方法。他提出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划分与制衡一直影响到当代的政治建构。
    因此，本文“再问法的精神”，就是想要指出，法的精神是那些与法相关的优秀的、进步的、善的因素的综合，只有不断构建和追求好的社会制度实在、直接面对真正的社会问题，才会形成一个不断发展、良性循环、真正适合“特色”的法律。而单纯地、被动地去总结、“迁就”地方性知识与法律传统，用这些作为搪塞、回避问题甚至满足某些特殊群体利益的借口，那法律只会愈加保守，甚至成为社会行为、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的束缚。这样的法律不是“特色”的体现，而是真正的“特色”出现的阻碍。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历史社会的局限，一个时代的人很难完全准确、正确的考察法律赖以产生的资源，或者说，法律资源本身在那个时代就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好比在一个奴隶制社会，当时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自然决定了奴隶制在法律上的反应。这种局限性难以消除，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去消解、中和，从而尽量去避免因这种局限性而引起的无谓的牺牲。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性事实，毕竟是由人类构建而来，因此，必然在人类构建之初就存在着一些基本的亘古不变的价值，这些价值就像“药引”一样，成为法之精神的一部分。也许在历史的阶段性发展中，我们各方面都受到了时代的限制或者他人的蛊惑，但法律最基本的价值是自人性产生之始就存在的，如孟德斯鸠所说：“在法律制定之先，就已经有了公道关系的可能性。”（【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页）我们需要拨开历史性的、阶段性的迷雾，拷问自己的人性，这是自己想要的吗，是人所应当的吗？人是先于制度而存在的，基本的人性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不能因为制度的构建而予以否定，制度是为人的福祉所构建，不能反过来让制度去决定人性和人的尊严。同样，知识的进步带来了多元的价值观念，但是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常识是先于专业的知识而存在的，否定基本的常识，就是否定生活，人不能只是社会人，更应当先是一个“生活人”。基本价值与逻辑常识会因时代、社会而异，但总有一些不变的、共通的，作为人之生存、生活的底线。缺乏对它们的坚持，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就变成了问题：面对争论，我们总是忽视基本的是非对错，而在原本就应当多元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习惯特色上争辩，导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更加复杂的“特色”，特色到我们动一下，就会有人告诉你要小心，特色到自己给自己作茧。
    法作为人类社会的制度实在，总是脱离不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甚至“自然土壤”，法所产生的资源总有其局限性，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地域的法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完美无缺的。法的精神，基于法所在的社会的需要，但这种需要是一种动态的需求。它需要不断对法所生存的“本土资源”进行考察和改良，而不是一劳永逸；需要对基本价值和常识的坚持，以免偏离基本方向。
    因此，“法的精神”不仅仅在于适合其土壤而自然的长成（这固然很重要），更在于向着太阳不断生长的姿态。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