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凤：汪荣宝——中国宪法起草第一人

    1934年2月，一代外交家汪荣宝魂归故里，安葬在吴县越溪陆墓山，从此与故土的绿水青山长伴。汪荣宝，这个横跨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的外交官、诗人、学者或许早已淡出世人的视线，但他在两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亮相政治舞台，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业绩。
    书香之家育英才
    汪荣宝（1878－1933年），字衮甫、衮父、太玄，出身于苏州官宦世家。祖父汪亮钧身为镇江府训导，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良好的人脉关系，为汪府四子的发展奠定基础。汪亮钧教子有方，长子汪凤池拔贡出身，任内阁中书、长沙知府等职，不媚权贵，敢于直言相谏，在官场颇有清誉。次子汪凤藻进士出身，早年进入上海广方言馆英文班、京师同文馆深造，是汪府接触西学第一人，翻译《公法便览》《富国策》《新加坡刑律》等著作，以知府衔获赏二品顶戴，出使驻日大臣。三子汪凤瀛拔贡出身，曾随汪凤藻出使东瀛，深得张之洞的信任与提携，做过常德、武昌、长沙知府。四子汪凤梁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担任过刑部主事、广西顺庆府知府等职。四子四知府，汪氏赢得“一门四知府”的美誉。
    汪荣宝是汪凤瀛的长子。据其五个儿子所作《哀启》：“初先祖母张夫人方孕，梦老媪授以珊瑚剪刀，寤而生君，至是先曾祖奇其文采，每呼君小名曰梦珊符梦徵矣”。被汪亮钧呼为梦珊的汪荣宝这个官三代笼罩在父辈的光环下，没有成为纨绔子弟，只为父辈的荣耀激励着他，优秀的家风滋养了他，而汪亮钧延请的名师在学业上引导他。汪荣宝九岁时已读遍四书五经，十五岁时即与兄弟们入元和县邑庠读书，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父亲汪凤瀛曾就读过的南菁书院，与父亲当年一样师从大儒黄元同。1897年，清廷举办丁酉科拔贡考试，他经过两场严格的考试，被选为拔贡，成为汪氏荣获拔贡的第三人。
    翌年春天，汪荣宝赴京参加朝考，又顺利通过在贡院和保和殿举行的两场考试，以七品小京官入兵部任职，从此这个年轻的苏州书生与父辈们一样踏上了仕途，前途一片光明。
    负笈东瀛求新知
    戊戌变法的失败深深刺激了汪荣宝，赋诗《纪变》，“直道今何在？奇悲古未曾”表达他的悲愤之情。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导致朝廷与西方列强矛盾加剧，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汪荣宝意识到墨守成规显然已不适应新的形势，毅然辞职，于是年秋天进入南洋公学求学，寻找救国之路。南洋公学素以培养“兼容西学，经世致用”的人才为宗旨，汪荣宝通过考试成为第一届特班的学生，与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成为同学，且结识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诸先生，“皆昕夕过从，视为畏友”，他的视野随之更为开阔。
    一年多的南洋公学求知生活，使汪荣宝的眼界看得更远，1901年12月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庆应私塾学习法政和历史留学。数年后，邵力子、谢无量、李叔同也先后到日本求学，黄炎培也一度流亡日本，日本作为近代亚洲成功转型的国家，成为不少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首选之地。系统的法政、历史教育与民主自由思想的灌输，使汪荣宝的思想有了质的变化，逐渐趋向激进，参加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会、青年会、拒俄义勇队等活动，说“满人之虐我汉族，暗无天日之至耶”。由于才情出众，生性开朗，喜交朋友，汪荣宝在一群热血沸腾、意气风发、充满爱国情怀的年轻学子中脱颖而出，和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称“四大金刚”。然而随着对日本政治体制的深入了解，且与思想稳健的曹汝霖、章宗祥及倾向立宪改良的同乡杨廷栋、雷奋走得很近，他们相互影响，且因父辈们都是清廷命官，他的思想又从激进转向改良，认为中国也可以像日本那样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
    尽管汪荣宝倾向清政府体制内的改良，但他对革命党充满同情。1910年4月2日夜，汪精卫等人在摄政王府和鸦儿胡同之间的石板桥下，挖坑埋药，准备炸死每日上朝必经此路的摄政王载沣。不料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刘培真专找这个僻静之处出恭，发现小桥下面人影晃动，遂大声嚷嚷，一泡屎坏了一件大事，汪精卫、黄复生被捕入狱。章宗祥调查此案，汪荣宝十分关注，他在18日的日记中写道：“余自窗外望之，各默坐观书，态度从容”，两人决定“保汪”。汪荣宝又抄录汪精卫的“供词”，转呈负责审讯的肃王善耆，并进言：“革命党只能以改革政治使之感服，决非以刑杀所能戢止”，以大清律法本应处以凌迟的汪精卫在汪荣宝、章宗祥等人的相助下侥幸躲过一劫，被判无期徒刑，“永远禁锢”。
    起草宪法主改良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进行政治改革，网罗大批海归知识分子为其效力，汪荣宝从兵部调到巡警部，担任警务司课程科委员。9月，首先推出中央官制改革，由汪荣宝与曹汝霖、金邦平、张仲仁负责拟定中央官制改革草案，除张仲仁外，其余三人都是留日同学，比较了解西方宪政，他们强调责任内阁和三权分立，坚持以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原则来制定中央官制。这些年轻人满怀希望，在朗润园日夜工作，“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因汪荣宝为撰文高手，起草方案数他出力最多。然而改革必将触及既得利益者，慈禧太后对草案作了大幅度的改动，远没有达到汪荣宝们预期的目标。多年后，汪荣宝与张仲仁回忆当年并肩起草改革方案的往事，写道：“太平妄意堪文致，官礼终须有本原。尽道当时新法误，谁知新法是陈言。”
    这次中央官制改革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汪荣宝提供了施展法政才能的机会与平台。之后，他始终参与清政府的立宪工作，参与编纂、修订的法律、法规和草案达二十二部之多，如《大清民事诉讼律》《大清新刑律》《禁烟条例》《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等。最值得一提的当推1911年他与李家驹共同拟定的《大清宪法草案》，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完整的宪法，章太炎称这部清末宪法，汪荣宝“属草为多”。9月29日，汪荣宝在日记中说“伏案竟日”，誊写宪法草案，准备交给上司们讨论，然而这部凝聚了汪荣宝心血与理念的宪法因武昌起义的枪声而胎死腹中。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各派人士围绕制定宪法确定国家政治制度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公开发表的私拟宪法草案达十五部。汪荣宝也于1913年5月连续两次在《宪法新闻》杂志第四、五期上发表《汪荣宝宪法草案》，表达他的民主共和立宪思想。
    外交世家维利权
    1891年，汪荣宝之父汪凤瀛随汪凤藻出使日本，日本的战备状态使他们深为忧虑，致电李鸿章，“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可惜李鸿章置若罔闻。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汪凤藻兄弟回到国内。
    十年转瞬即过，1914年2月19日，汪荣宝被袁世凯任命为驻比利时公使，开启了他职业外交官的生涯，成为步汪凤藻、汪凤瀛之后尘从事外交工作的第三人。一年后，他又被袁世凯召回国起草宪法，当袁世凯谈及政府体制之事时，他说“愿公为华盛顿，不愿公为拿破仑”。汪氏父子与张仲仁一样反对袁世凯称帝，汪凤瀛还印发了《论筹安会七不可书》。1918年，又奉命与顾维钧、王正廷、颜惠庆出席巴黎和会，面对西方列强以强权政治践踏公理正义的行为，汪荣宝深感弱国无外交。巴黎和会期间他被任命中国首任驻瑞士大使，直到1919年4月才赴任。
    由于汪荣宝留学日本，熟悉日本的政治文化，1922年6月被委派驻日本公使。但他并不乐意，他的同学章宗祥、陆宗舆先后出任驻日公使，在五四运动时都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而且与日本打交道十分棘手。外交官是个特殊的职业，国与国关系的裁决权并不在他们手里，但一旦双方因摩擦引起公愤，所有的责任会不分青红皂白指向他们。汪氏父辈们在官场与民间颇有声望，汪荣宝可不想因出使日本而出现潜在的风险，辱没家门，背上“卖国”的恶名。可是江湖不由他说了算，北洋政府没有接受他的辞呈，他只好拖延，一拖就是一年多，1923年12月才赴日履职，1931年7月回国，长达八年之久，成为民国历史上出使日本最长的一位。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外交官，他注重文化教育，多次与日本外务省沟通，敦促日本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的方法为例，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举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及给予留学生补助，经过数次谈判，双方签订了《日本对华文化事业协定》，也称《汪—出渊协定》，这是汪荣宝的胜利。因战火和朝代更迭，不少珍贵的中华文化典籍散失殆尽，而日本保留了罕见的善本，汪荣宝与日方多次接洽，安排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郑贞文于1928年10月赴日本皇家图书馆查阅，拍摄了宋元明古籍46种，他们回国后出版的《辑印古书》就是最大的成果。
    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外宣言》，各主要缔约国陆续废除旧约，在新约中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而日本拒不理会国民政府的照会。中方提出给日本三年的缓冲期，1930年5月，《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正式签署，关税自主权终于全部收回，汪荣宝作为大使折冲樽俎，功不可没。
    汪荣宝外交生涯中最后一件事是主持调查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运动，终因国民党的外交政策与其相左，愤而辞职。他的三个儿子日后也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可谓吴门外交世家。
    吴门二汪天下闻
    汪凤瀛生有八子二女，汪荣宝是长子，三子是汪东宝，人称江南才子、国学东王，还有汪楚宝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汪椿宝是我国版权改革第一人。在众兄弟姐妹中，汪荣宝与汪东宝一母同胞，感情最笃，皆精于词章，擅长考据，一时有“吴门二汪”之美誉。1933年，汪荣宝病逝之后，汪东宝感慨“雁行折翼”，遂改名汪东，兄弟情深可见一斑。
    人们记住汪荣宝的外交、宪法方面的成就，往往忽视了他的学术成就。汪荣宝来自传统文化世家，深受儒学的熏陶，留日期间又接受新式的治学方法，纵观其一生，通晓中西历史，工于词章，精通小学、音韵学，对法律的研究相当精深，称得上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汪荣宝与留日学生传播西学，创办了《译书汇编》《浙江潮》《江苏》等杂志，翻译西学著作。为了推广西学中的新名词，汪荣宝和浙江籍留学生叶澜编写《新尔雅》。《新尔雅》于1903年出版，收集了常用的西学新名词，通过解释这些新词汇向国人传播西方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思想，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辞典性质的“新术语工具书”。
    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当属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诗派，但与其可以抗衡的则是以汪荣宝、李希圣、张鸿、曾广钧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派。西昆体得名于宋初杨亿编的《西昆酬唱集》，以李商隐那种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风为楷模。虽然汪荣宝追求词句华藻绝艳，但面对清末之大变局，以诗抒情、以诗言志、抨击朝政也是其诗作的特色之一。他的诗集《思玄堂》情感细腻、隽永绵长，他在晚年也逐渐从偏好李商隐转向王安石、苏东坡。有一次他和汪东相聚，命弟弟作无题，汪东思索良久，未能成诗，做大哥的笑道：“弟习词乃畏作香奁诗耶？……弟唯擅词，芬芳悱恻之情，别有所寄，故不工此耳。”
    留学日本期间，汪荣宝在《译书汇编》上连续发表《史学概论》，系统介绍西方史学观，提倡“新史学”，认为历史是社会民众共同创造的，以进化论为主题统领全文。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在京师译学馆授课所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原名为《本朝史讲义》），这也是一部清政府正式颁布的中西学堂所用的历史教科书。汪荣宝兴趣广泛，涉猎训诂、声韵之学，经年积累，于1911年出版对西汉扬雄《法言》注释的专著《法言疏证》。汪荣宝应汪东之请，决定对此书进行重新修订，但忙碌的公使生涯使他的治学时间少得可怜，直至辞职后才专心修订，并陆续将成稿寄往商务印书馆排印。然而1931年，日本的炸弹投向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汪荣宝的手稿也遭了殃。面对如此悲惨的事情，汪荣宝决心重新写作，1933年6月完成书稿。从《法言笺记》到《法言疏证》，再到《法言义疏》，这是一部凝结他一生心力的杰作，体现了他的治学成果。
    可以说汪荣宝做官有口碑，做学问也有地位。与汪荣宝相比，汪东更具书生本色，做官能力一般，在做知事时还要家里倒贴钱，但学问出色，或许学术天地才是最适合汪东的世界。以两人的学术成就，吴门二汪的美称实至名归。
    文章来源：《苏州日报》2014年4月18日，http://roll.sohu.com/20140418/n3984526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