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从现代学院的“无比正确”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上海外滩发生踩踏事故，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却再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因为该院在其网站首页显著位置以黑底白字的大标题，表示踩踏事故证明了自己对学生的管理措施“无比正确”，而舆论认为此举有借悲剧炫耀之嫌。
    本文无意讨论现代学院“无比正确”一文的道德性，但该文将“参加洋节狂欢”作为踩踏事故的原因，这样的观点颇有意思，不禁令笔者联想到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故而作此文，以简要介绍之。
    所谓“因果关系”，在刑法上，指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只有存在因果关系，才可能令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担责。如甲用刀刺入乙的大腿，乙死亡(甲例)，那么甲“以刀刺股”的行为就与乙“死亡”的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甲对乙死亡结果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甲就应对乙的死亡结果承担责任。
    表面看，因果关系的判断非常简单，事实上，现代刑法理论在发展之初也是如此认为。通过对原因、结果外在联系的总结、抽象，法学学者发明了“条件说”或“略过法”，认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任何一个不可以想象其不存在的条件，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简单地讲，没有A(行为)就没有B(结果)，A就是B的原因。
    用“条件说”来检验现代学院的观点，如果不“参加洋节狂欢”，确实那场踩踏事故就不会发生，故而，将“参加洋节狂欢”作为原因并没有错。此也能看出，现代学院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理论基础。虽然，也许有人已经开始觉得这样的结论有些奇怪。
    “条件说”的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人们发现，条件说可能导致因果关系认定范围的无限制扩张，进而得出荒谬的结论。如甲用刀刺入乙的大腿，乙被送医救治后伤情痊愈，出院前夜，医院大火，乙死亡(乙例)，依照“条件说”，甲“以刀刺股”的行为依然与乙“死亡”的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甲对乙死亡结果有认识或认识可能性，甲就应对乙的死亡结果承担责任。
    这样的结论，是否让各位男同胞们感同身受呢?是不是想起了老婆大人的至理名言：如果不是你一天耳朵太硬惹老娘生气，老娘火气会这么大?老娘火气不大，会长那么多痘痘吗?所以你就是老娘脸上长痘痘的根本原因!
    为了解决长痘痘的原因，学者们开始了新的探索，发明了判断因果关系的“相当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要具有相当性，即行为到结果的发展是自然的、正常的，呈现一种高盖然的并发性。判断相当因果关系的存在，主要分两步走，首先逆向(结果到行为)探索是否满足条件说，再正面(行为到结果)探寻是否具有“相当性”。如果两者皆为肯定答案，即可以肯定因果关系存在。
    现举一则在日本发生的案例：甲乙丙殴打丁，丁逃脱，甲乙丙紧追不舍，然一条全封闭高速路横在丁眼前，横穿公路是最快捷有效的逃脱方法，却也是相当危险的，虽也可选择其他道路，但加害人将继续穷追不舍，丁体力难以支撑。最后，丁横穿公路，却不幸遭遇交通事故而亡。
    该案由日本最高裁判所作出确定判决，肯定了甲乙丙的殴打和追赶行为与丁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最高裁认为，虽然介入了被害人的选择，但遭遇加害人的伤害及追赶，希望尽快有效逃脱进而冒险选择危险路径的举动是再正常不过，而于全封闭高速路中遭遇事故死亡，也非异常，故而，加害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相当性。
    现回过头来看乙例，便因否定了相当性而排除了因果关系的存在。另外，男同胞们似乎也可以小声嘟囔“我耳朵太硬和老婆大人脸上长痘没有相当性啊”。
    此时如果再次检视现代学院的观点，我们会发现，“参加洋节狂欢”的本质不过是“参加聚集人数众多的大型集体活动”，这样的活动有很多，比如大年初一烧高香，十五元宵赏花灯，进京遥望毛主席，天安门前看升旗……它们都和“洋节狂欢”一样：人心激动，聚集一处，紧紧相依。但绝大多数都因妥当的管理措施而未发生踩踏事故。
    因而，无论从几率上看，还是从结果回避可能性看，参加“狂欢”活动的行为到踩踏事故的发展都不能说是自然的、正常的，或认为其呈现一种高盖然的并发性，即它们间是一种异常的关系，故难以肯定二者间的相当性，因此“参加洋节狂欢”与踩踏事故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当然，“相当说”并非完美无缺。比如，甲欲用刀刺乙大腿，丙为避免伤害拉乙一把，因避闪不及，乙两根脚趾被刀刺断(丙例)。此时，根据“相当说”，丙的行为与乙的伤害结果间具有因果关系。虽然，此案可用紧急避险理论否定丙成立犯罪，但说乙的伤害客观上是丙造成的，终归令人难以接受。
    更严重的，又如德国著名案例：乙丙两人于黑暗中骑车相撞受伤，相撞前恰逢甲骑车经过，甲未依法开灯(丁例)，后查明，甲如开灯，乙丙间的事故就因可相互注意而得以避免，且于当时的环境及甲未开灯的状况，乙丙相撞实属正常。
    如果按照“相当说”，甲的行为就与乙丙的伤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进而甲就可能对乙丙的伤害承担刑法上的责任。显然，这样的判断是十分冤枉的。
    于是，为了避免这样荒谬的结论，学者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除了对行为这一构成要件要素本身进行改造外，“客观归责理论”又被发明。这一理论以“条件说”判断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成立的基础上，又通过肯定“行为制造了法不容许的风险”、“风险现实化为结果”、“因果流程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内”判定客观归责的存在，此时才能得出结论：在客观上，认为危害结果是行为人造成的。
    回望丙例，虽然条件关系存在，但丙并未制造法不容许的风险，客观归责的存在得以直接否定，故而，乙的伤害结果在客观上就不能说是丙造成的，丙当然无须对乙的伤害承担责任。
    而丁例中，骑车应开灯的规定，其规范目的在于防止骑车人本人与他人相撞，而非避免他人间的互撞。故甲未开灯，虽然违法，制造了法不容许的风险，但乙丙的伤害结果，不在该规范的保护目的范围内，因而其制造的危险没有现实化为结果，故不能肯定客观归责。所以乙丙的伤害结果在客观上就不能说是甲造成的，甲自然无需对该结果担责。
    另外，由于当一只快乐的“?耳朵”并非法律的要求，所以面对家中女王陛下的指责时，男同胞们也许可以冒死进谏、具表陈情，辩称“领导明察，小的不能客观归责啊”。
    回过头来，我们再度检视现代学院的言论，就能发现“参加洋节狂欢”本就是法律容许的合法行为，行为本身根本未制造法不容许的风险，又何来“参加洋节狂欢”导致“踩踏事故”一说?
    如今，在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中，“条件说”已基本被淘汰，“相当说”正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主流，而“客观归责理论”则处于崛起的过程中，并逐渐对“相当说”形成威胁。从这个态势上看，现代学院把悲剧归咎到“参加洋节狂欢”的头上，进而对自己抑制学生过节的举动洋洋得意，自诩“无比正确”，虽不能说毫无道理，却似乎显得太过原始和肤浅。
    后记
    虽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民法、行政法上的因果关系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如“条件说”皆为最初的理论，“相当说”皆为现今的通说，但毕竟法律部门的不同，使得因果关系的判定呈现出民法、行政法到刑法上逐渐严格的趋势。
    如众人聚餐，相互劝酒，其中一人因酒精中毒死亡。在民法上，能肯定劝酒行为与死亡结果间因果关系的成立，但在刑法和行政法上，却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另外，客观归责理论目前在行政法和民法领域尚未得到应用。故而，为严谨起见，及篇幅所限，本文仅借现代学院“无比正确”一文简要讨论刑法上，而非法律上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