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振东：当法官成为弱势群体

    昨天的中国舆论场有些特别，一个生命的死亡引发的悲鸣直穿人心。悲鸣并不特别，特别的是悲鸣的群体——法官。北京昌平区女法官马彩云的死，引发舆论的两极，一端是部分网民的狂欢，一端是法官群体的悲愤，这是有史以来法官群体最大面积地集体发声，标志着舆论场又发生了现象性变化。
    舆论的弱原理告诉我们：生活中的强势群体就是舆论中的弱势群体。那些在生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在舆论中往往更愿意选择低调和沉默。反过来，舆论是弱势群体天然的盟友，舆论往往是弱势群体唯一的武器。当法官强势地走进舆论场时，从反向证明，法官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沦为弱势群体。
    法官在舆论世界的地位非常特殊。表现在：一、法官一般不在舆论场发声（对比总统和议员）。如果发声，就是判决。甚至对判决也不解释，因为所有的解释都在判决书里。二、法官一般绝不主动发声。法官的权力太大，事关生死裁决，使得法律必须约束法官的权力放纵，不得主动出击，正所谓不告不理。三、法官一般决不站起来发声。在美国国会听众中永远有一群几乎从不起立、不鼓掌的人，其中就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唯一的理由就是法官要保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法官不应为任何权力、利益以及情绪起立鼓掌。
    但昨天的舆论场，这些“一般”全部瓦解。法官职业群体罕见地集体站起来主动发声，而且悲情发声（非常多的发声来自非北京法院）。
    弱势群体的悲情可以理解，可一旦传统的强势群体也诉诸悲情，就不能不引人深思。
    这种角色的错乱，此前最典型的就发生在医患关系上。每一次医患冲突，喊冤的有病人，哀叹的有医生——没有一方愿意承认自己是强势群体。我把这种利益相对方两个群体同时感到委屈的现象，称作舆论的“双窦娥现象”。
    没想到，弱势群体成了香饽饽，像贫困县的帽子一样，大家争相抢戴。连银行行长都称自己是弱势群体，闹得总理都笑了。可是我笑不出来，只要你进入银行的微信朋友圈，谈起银行的种种委屈，里面就是一片窦娥。
    再后来，连警察也成为弱势群体。白岩松事件，从警察们在新媒体里的悲愤发声，就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现在轮到法官了。律师们的哀鸣还声声在耳，法官已经要靠拳头维权。前不久，金华婺城区法院某法官在法院受到当事人丈夫的威胁，愤而挥起拳头，网络上一篇“法官的拳头打了谁的脸”，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舆论场：法官的职业困境引起法官们的普遍共鸣，但非法官们却普遍地不同情。而更让人担忧的是：一些优秀法官不约而同已经或者正在准备从法院离职。
    收入、权力、责任和尊严的极不匹配，是引发法官辞职潮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人会问，哪个职业责任不大？但法官的确不同。编辑出错别字，订正就可以；教师教不好学生，自责就可以；服务不好，道歉就可以；产品不行，赔偿就可以；但冤假错案，终身追究，而且可能面临刑责。据说，空军内部有一个训练事故率控制系数，直译就是飞多少架次允许掉一架飞机。但法官有这样的免责系数吗？判多少案件，可以允许法官出一次差错呢？好像没有，也不应该有。杀错了人，订正、自责、道歉、赔偿，就可以免责吗？当然不行！
    法官的责任，要求赋予法官更大的权力，要求给与法官更多的保障。昨天有一位法官的文章，在法官群体的刷屏。文中详述了应该给法官扩权和保护的各种法律修正建议，从实体到程序，从法庭内到法庭外，从法官本人到法官家属。对此我并不乐观，就算把法官武装到牙齿，它可以解决当事人对法院弥漫的不信任吗？它可以化解民间舆论场对法官普遍的对立和不满吗？
    一些人之所以敢于威胁法官，不是法官的权力还不够大，而是因为当事人认为威胁有可能改变判决。各种各样的新闻，一再暗示人们，权力和金钱可以改变判决，那么，对于那些没有权力和金钱的人们，就会寻求另外的救济渠道，比如舆论，比如威胁，比如大闹法庭。没有人敢威胁美国大法官，不仅是因为实施威胁的人会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威胁也没有用。而为什么有人敢威胁中国法官，不仅是因为实施威胁的人没多大事，更重要的是威胁可能有用。
    一些人之所以仇恨法官，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也不是法官的保障不够有力。而是法庭并没有成为人们息讼止争的最后场所，法律没有成为人们寻求救济的最后途径。当所有的争议，法庭不能成为最后解决的通道，人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在法庭外寻求解决。当所有的争端不能通过法律作为最后的救济途径，人们就会不计后果在法律外孤注一掷。行贿、报复、上访，一切在所难免。本来是居中裁判的法官，成为当事人拉拢或仇恨的另一个当事人。当法官沦为当事人，他们就开始沦为弱势群体。
    所以，法官真正要扩权的是居中裁判权，这是法官最重要的权力。它应不被任何权力与利益侵蚀，不被任何舆论与情绪干扰。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它是法官的地位、尊严、待遇的唯一源泉（不是施舍、优惠和厚待的产物）。
    法官至高无上的裁判权，来自至高无上的法律。我一直认为法律界流行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是有问题的，甚至贻害无穷。当有一天我站在美国最高法院前，看到三角形的门楣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Equal Justice Under Law”，我一下“电闪雷鸣”：人人平等的前提不是“法律面前”而是“法律之下”啊！ 遗憾的是，中文将这句话也普遍翻译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翻译没有精准地把握“under”这个介词的含义，“under”的本意不是“面前”，而是“之下”。这句话应该重新翻译为“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法律不是人们“面对”的对象，而是人们居于其下的“天空”。它不容挑衅，也不容回避。如果法律只是人们“面对”的对象，人们就可以对法律扭过头去，甚至朝法律吐口水。
    “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只有居高临下的法律，才能成就不容亵渎的法官！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谴责所有的暴力，为逝去的生命感到悲哀，对撕裂的两个阵营感到痛心。作为一个传播学教授，我不想加入将法官作为弱势群体的声援队伍，而是想加大“还给”法官居高临下地位和居中裁判权力的呼吁。
    我希望未来的舆论场，法官永远是坐着的，他永远不需要站起来说话，无论为别人，还是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