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健：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

    摘要:  文化规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时候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弹放大效应。这就是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从短期来看，通常很难真正奏效；从长期来看，往往适得其反的现象。纵观苏联的文化规制史，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实际上是对斯大林时代长期“高压”的一种悖反，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维”则是对勃列日涅夫时代长期“维稳”乃至斯大林时代的悬而未决“遗产”的一种悖反。
    关键词:  文化规制；悖反效应；社会风习；苏联社会
    在文化规制实践中，文化规制者往往自信地认为，通过文化规制，也能够像通过严刑峻法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那样影响甚至控制人的思想。但事实上，文化规制并非万能的，在很多时候其实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弹放大效应。因此，文化规制在很多时候都不容易真正实现预期的效果。这就是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即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从短期来看，通常很难真正奏效；从长期来看，往往适得其反的现象。而且，规制越是严苛，反弹力度越大。本文就试图以苏联为例来深入探讨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问题。
    一、斯大林时代的文化规制
    早在1925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诸如“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主义”、“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之类的口号。1934年，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更是明确表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肃清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1]331这意味着，苏共正式提出了克服甚至消灭所谓“中间思想形态”的政治任务。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化体制，苏共处理文化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将其视为政治问题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因此，在处理方法上也就采取了所谓的政治方法，即“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2]的强制性手段来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问题。为了实现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的目标，苏联一方面极力将自己同外界隔绝起来，以免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污染”；另一方面则通过“思想的国有化”方式进行封闭式宣传和高强度灌输。由于这一时期的文化规制同“大清洗”交织在了一起，因此，这种以“谎言+暴力”为特征的文化规制力度之大在苏联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更为严重的是，“大清洗”的范围显然不仅限于苏共党内，而是涵盖了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具体来说，“遭到镇压的有党的、苏维埃的、经济方面的积极分子，以及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阶层。”[3]626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主席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在调阅几十万宗案卷后指出：“每个案卷涉及的人生前都热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国家，但后来都根据命令或者告密材料不经法庭审理就被枪毙并被抛进地窖和沼泽。”[4]122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让人锒铛入狱。例如，莫斯科爪哇卷烟厂的工人尼科利斯基（Nikolsky）曾在1949年给一家报社写了封信。他在信中坦陈了自己对经济形势恶化、工会作用降低和民主未能发扬等问题的不满。尽管他在信中事先就请求原谅：如果写得不正确，那么，请指点他走出迷津，因为他不愿因此冒犯或得罪任何人，只是想“吐露些许痛苦的心声”罢了。但他还是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判处劳改营监禁8年[4]124。
    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观点，或者试图辩明自己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立场正确的人，都注定要被调离领导班子，并随即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消灭掉。”[5]529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免去意识形态的麻烦争论，直接镇压持不同意见的人，还可以反对可能有敌对意图的人。这就是说，“‘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实际上消除了进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排除了使得一个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甚至一些实质性问题上表明自己观点的可能性。”[5]530
    事实上，赫鲁晓夫的这一结论并不夸张。因为“同斯大林进行辩论，反驳他的某一建议，等于是自杀，人们只能同意他的意见。”[6]951曾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瓦季姆•巴卡京（Vadim Bakatin）将这种严酷无情的规则总结为“要么你照领袖、党和‘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你就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7]25总的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除了个别年份没有开展大规模斗争，保持相对稳定外，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相当紧张的局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8]219。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在解决文学、艺术乃至科学问题的时候，几乎全都以“大批判”开始，以行政处分和制裁告终。在这个时期，根本不允许“异见”存在，每“讨论”某领域的问题时，都以官方既定的观点和结论来批判和压服对立面。在批判和压服的过程中，则始终贯穿着对被批判方的揭露和痛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处分和制裁：从撤销职务和改组机构，一直到除名、逮捕和判刑[8]421。例如，在1930年代，由于苏联当局对批评意见的压制和对言论自由的剥夺，一些共青团员不得不私下组成秘密小组，讨论“令人不安的那些问题”。对于这些秘密小组，苏联当局毫不迟疑地采取了果断措施：在1935年至1936年间，成千上万名共青团员被逮捕并流放到了位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9]35。
    不可否认，这种极其严苛的文化规制的“看得见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虽然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对文学、音乐、电影、语言学和遗传学等诸多领域中为数众多的无辜者遭受残酷批判和无情挞伐的事情深感痛心，但几乎没有人胆敢公开表示反对，因为“这几乎就等于是自杀”。于是，一方面是各种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接连不断，另一方面是公众的无可奈何和表面上的风平浪静。然而，即使“愈益凶残的密探和书报检查、打小报告和恐怖气氛”如同消蚀一切的硫酸，依然没有把人们的理智和精神消蚀完[10]42-43。反而迫使人们不得不“学会善于用词，巧妙地写作，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等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重要的思想。”[10]193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斯大林时代的文化高压取得了令苏联当局满意的“看得见的”效果，但实际上非但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反而导致了自上而下的具有普遍性的面从腹诽之风。
    二、赫鲁晓夫时代的文化规制
    如果说“清洗和镇压”是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点[11]360，那么，“批判和压服”就成为了斯大林时代文化规制的固定模式。但如前所述，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通常是很难真正奏效的。因此，假设文化规制者硬要通过“批判和压服”强求“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目标，结果就是：从表面看，意识形态貌似纯洁，言论观点高度一致；但事实上，告密成风人人自危，社会风气严重败坏。在这种长期高压的大环境下，一旦文化规制出现松动迹象，那么，“反弹”就在所难免。到了斯大林逝世后的1954年，终于出现了第一次大“反弹”。以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Llya Ehrenburg）发表的小说《解冻》为标志和象征，“冰封大地”20余载的斯大林体制终于出现了“解冻”的迹象。
    总的来看，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时期，苏共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冻”的态度是矛盾的。正如赫鲁晓夫所说，一方面，“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的”；另一方面，“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因此，对于苏共领导人而言，他们的目标是“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12]138事实上，赫鲁晓夫确实在尽力平衡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他当政期间，虽然苏共中央曾经至少三度拉紧“解冻”的闸门，但“解冻”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了“冰冻”的时间。生活在赫鲁晓夫时代的人们也获得了比斯大林时代要多得多的文化自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参观印象派画展时曾经大发雷霆，当众羞辱了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Ernst Neizvestny），并批评了参展的其他抽象派画家：“这些人自称为艺术家而创作出这种‘图画’，你简直不懂得是用人手画的，还是用驴尾巴涂的!”[13]173尽管如此，画展依然继续举办，参展艺术家也没有因此而被捕和受罚。在1962年至1963年间，虽然赫鲁晓夫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同他们发生过多次的戏剧性冲突和激烈的争吵，但文艺工作者并未因为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生争吵而遭受迫害[14]246。仅此一点，就是进步。这在斯大林时代，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长期以来，国内很多学者一直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他为了争权夺位的阴谋，是在苏联搞“修正主义”，甚至认为苏联剧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然而，根据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苏联档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实际上并非他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事先同意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之所以在主席团成员之间并非毫无争议的情况下通过这一决议，则同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
    一方面，从1934年起，斯大林手下党政大员就成为了最经常和最容易遭受恐怖之害的对象。正如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Lidia Shatunovskaya）所说，无论一个人对党如何忠诚，历史怎样清白，都有朝不保夕之感。大家都像被判了死刑的囚徒，生活在高度恐惧之中，不晓得厄运何时临头[15]51。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所以顺利，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他的改革能够保证全体高级官员免受恐怖之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发言中最基本的改革意图。”[16]158
    另一方面，早在1953年，在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的倡议下，苏共中央就开始谨慎地为一些被镇压的共产党员平反，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也开始不断收到各种令人震惊的材料。他们接下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数量惊人的骇人听闻案件[17]？要知道，“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监狱达10-15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在审查时发现没有一个案件是有根据的。”[18]501显而易见，苏共中央不得不给那些已经和即将从监狱和劳改营归来的大批政治犯一个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斯大林时代留下来的“可怕的血淋淋的创伤”在这时已经成为了上下同心，从而有力推动整个苏联社会“解冻”的极其重要力量。
    虽然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都已被迫害致死，但还在集中营和流放地的幸存者依然不少。自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大约有1000万幸存者陆续获释，回到社会。不仅这些获释者提出了恢复名誉等平反要求，受他们株连而受迫害的亲属也有同样的诉求。这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上牵涉甚广，关系上错综复杂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巨大网络。不少幸存者得以重新回到苏联各级党政机关任职，一些人甚至还见到了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等“悔悟的斯大林主义者”，
        
    并通过游说活动对苏联高层官员施加影响。其他人也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例如，一些苏联高层领导人的亲戚朋友就是刚从集中营和流放地获释的幸存者，他们传递回来了关于集中营和流放地的大量第一手信息。不仅如此，很多获释的幸存者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甚至还是曾经效忠于苏联政权的知名人士。许多年轻人都对这些幸存者的狱中生活十分好奇并且兴趣甚浓，他们是“当时的英雄人物也是最受欢迎的客人”。这些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狱中的煎熬生活，或多或少有些反思的幸存者即使没有成为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力量，也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试金石[19]384。与此同时，替受害者申诉的请愿书则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各级党政机关。因此，到了1950年代中期，“大清洗”的受害者已经成为了“不好对付”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重要源泉[16]106-107。在这股巨大力量的有力推动下，苏联的“解冻”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换句话说，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实际上是斯大林时代长期“高压”之后的一种“反动”。
    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文化规制
    1964年10月，在勃列日涅夫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升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他结束了赫鲁晓夫带有自由化色彩的漫无头绪改革，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并企图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老路（见表1）。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重要历史特征之一就是保守僵化。
    表1 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社会思想状态管窥
    
    问题是，已经打开的“解冻”闸门可不是那么容易再次完全紧闭的。在勃列日涅夫重新拉紧闸门的同时，令人瞩目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随之兴起。1965年秋，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为在国外发表讽刺斯大林的文学作品而被克格勃逮捕。同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以青年学生为主的200多名示威者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集会，打出“遵守苏联宪法！”和“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条标语，拉开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帷幕[14]246。
    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按照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理解，是指对社会赖以依存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基础等问题都或多或少持有不同见解，并且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将这些不同见解公开表达出来的人[22]1。另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则认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并不是苏联政府所谓的“颠覆思想”和“受资产阶级影响”的产物[19]376。这就是说，“持不同政见”的现象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内生”现象，而“持不同政见”之所以由一种“现象”变为一种“运动”，关键在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将自己“不合官方口味”的观点公开表达出来了。
    由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深入揭批，因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领导人不愿也不敢再进行这种血腥的“压服”。然而，随着传统的惩罚措施越来越难以奏效，诸如强制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境和剥夺国籍之类更为精致化和更具隐蔽性的手段开始不断涌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克格勃创造出了一种既简便又残酷的刑法——在精神病院里对意识形态上的“脱轨者”实施“强制治疗”。通过给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贴上“疯子”的标签，克格勃就可以无视任何法律程序，随时随地将这些人关进精神病院。
    就“持不同政见者”的来源而言，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指出：“持不同政见者早年都是高尚的苏联人，就是说是有崇高信念、有原则、有革命理想的人。” [19]336罗伊•麦德维杰夫也认为：“持不同政见者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们大都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要求的不过是要当局尊重宪法、尊重20大和20大以后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22]57从本质上讲，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首先是一个伴随着无畏的独立思考过程的精神运动。“持不同政见者”与生俱来的道德责任感逼得他们毫不顾忌陈规旧习和政府的暗示，独立地思考、交流和写作[19]338。
    事实上，按照俄语的原意，所谓的“持不同政见”（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о），是指“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现象”[4]152。在早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中，“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否定马列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提出的所谓“不同政见”，无非是要求公正地处理斯大林时代的遗留问题，反对恢复斯大林式的专制统治。他们呼吁改革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所存在的弊端，将以人为本、言论自由、政治民主等宪法条款落到实处，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被苏联当局无情打压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大都是一些嫠不恤纬的志士仁人。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解释，在1991年的苏联“8•19”事件发生后，当叶利钦签署中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命令时，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示坚决反对的人，既不是苏共领导人，也不是苏共老党员，而是多年来遭受克格勃迫害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23]。
    总的来看，虽然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不喜欢苏联政府，但他们更怕出现另一次革命。正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说，“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实际上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入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和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提一些有望付诸实践的对策和建议[4]153。具体而言，在1970年代初以前，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的主张都是希望苏联当局能够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他们眼里，除了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外，别无其他选择。他们可以说是完全站在忠诚的社会主义立场，通过直接上书苏联当局的方式坦率陈述自己的改革主张，并希望开明的政府官员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但到了1970年代初，由于勃列日涅夫一直以来的反对改革和公开镇压的做法，使得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锐挫望绝。他们的结论是：整个苏联的制度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寄希望于苏联当局进行自发的改革简直是痴心妄想。于是，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变得日益“反苏”，并因此而招致了日益严厉的镇压[16]173。
    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根据《安德罗波夫关于“地下出版物”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12月21日）》披露的资料，在1960年代末，苏联的“地下出版物”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的“地下出版物”主要是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艺作品，那么，1960年代末的“地下出版物”则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纲领性文件。据不完全统计，在1965年至1970年期间，出现了400余种涉及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地下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并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当局主张的建议[3]197。
    四、文化规制对社会风习的影响
    从苏联“地下出版物”的内容来看，很多“地下出版物”其实都是关于改革的合理化建议，实在谈不上有多严重的“反苏”色彩。例如，安德罗波夫在报告中提到的梅德韦杰夫（Medvedev）所写文章《论我国若干社会政治潮流》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张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时期的罪行，清除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腐化堕落分子和追求个人名利地位者；主张扩大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采取更灵活的领导方式取代原有的新闻书刊检查；主张扩大工人自治和改变选举制度[3]197。但即使是这种仅仅停留在纸面的建议，依然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无情打压：政治施压、强制隔离、舆论污蔑、劳动改造、审判关押、精神治疗、驱逐出境、剥夺国籍，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持不同政见者”的主流“政见”之所以会从呼吁改革到所谓“反苏”，苏联当局的文化规制不当可以说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苏联当局强行灌输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显然还不够“发达”的社会现实之间差距甚远。一旦公开质疑，又会遭到打压。所以，这种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文化规制模式的实际效果其实相当有限。对于苏联媒体那些千篇一律的虚假宣传，人们只要放眼观察一下自己周遭的情况，就会发现很多被回避的矛盾和被粉饰的现实。因此，苏联社会长期流传着一种广为人知的说法：“《真理报》不讲真话，《消息报》没有消息。”[2]
    事实上，这种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文化规制的最严重影响是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分裂和“双面人”的大量出现。例如，曾任苏联高级外交官的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就认为自己“在思想上是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在行动上却要佯装是个唯唯诺诺的官员”[24]24。这当然绝非个例。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公开谈论是要冒风险的，绝大多数对这种制度不满的人都是在私下发牢骚。”[25]91生活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的苏联人，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很清楚什么事行得通，什么事行不通；什么事可以蒙混过关，什么事最好不要去碰。他们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会恰如其分地扮演政府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在“强求一致”的政治压力之下，他们还会像“患精神分裂症一样”，将日常生活分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将人际关系分为“官方”关系和私人关系，并且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准则。在公共生活里，他们消极、伪善、小心、谨慎、寡言，思想和感情都受到了抑制。在私人生活里，他们热情、诚实、直率、坦白、健谈，感情无节制地热情流露着[25]194-195。
    这种因文化规制不当所产生的悖反效应的后果当然是极为严重的。因为在长期高压下形成的压抑与不满实际上是一种积蓄已久的巨大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在甚至毫无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出来。显而易见，既然整个苏联社会长期以来都弥漫着言行不一的氛围，那么，即使苏联领导人在作报告时会被所谓的“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同样不能保证早就习惯于口是心非和言不由衷的党政干部和共产党员对苏联共产党的拥护是从内心到行动的真心拥护。他们可能只是为了明哲保身而逢场作戏的所谓“红萝卜党员”(1)。当然，“红萝卜党员”的大量出现，主要还不是个人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这种压服型文化规制的结果。
    曾任苏共中央委员的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在回忆自己1985年前后的心态时坦言：“1985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带着怀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为什么？我如何能够保持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对党的信心？我知道向公众保密的许多事情，我具有我的知识和经验，我了解世界，我不可能认真地去接受我们官方的宣传。”[10]457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表示：“如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强迫你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要你思想上没有别的想法，对各色各样的教条主义戒律不产生怀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4]22-23他们二人的观点显然并非个例，而是苏联社会很具有普遍性的情况。
    在1990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
        
    参会代表以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74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对苏联宪法的第6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苏联共产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需要指出的是，参会代表中约87%的人都是苏联共产党员[26]138。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仅在1990年，宣布退党的共产党员人数就多达1809424人。1990年11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在全苏范围内做的关于共产党员退党原因的调查发现，因“对共产主义理想失望和不信任作为政治力量的苏共”而退党者所占比例为36%，因“不愿意为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而退党者占30%，因“不赞成当前的政治路线”而退党者占24%，因“担心苏共党员身份会使自己倒霉”而退党者占23%，因“失去了党的特权”而退党者占17%，因“不愿履行党的义务”而退党者占11%，因“对党组织内的关系不满”而退党者占9%[27]152。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调查结果显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苏联共产党在党员心目中的地位和党员对苏联共产党的态度。
    上述数据其实很能够说明苏联的压服型文化规制的最终效果：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具有普遍性的面从腹诽之风，而且由于长期的高压迫使人们深藏不露，以致于苏联当局都被粉饰的假象所蒙蔽，结果却是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而解体。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的解体看似“剧变”，实际上是“渐变”。事实上，虽然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但苏联当局长期以来实施的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压服型文化规制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这种压服型文化规制不仅导致了“皇帝新衣”式的社会谎言体制，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并导致了个人道德的沦丧。从短期来看，虽然这种压服型的文化规制所取得的“看得见的效果”是思想统一和言论一致，“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目标也看似顺利实现了。但采取的却是掩盖问题、回避矛盾、严密监督、颁布禁令、打压批评、粉饰现实的强制和暴力手段。文化规制者“看不见的效果”或者“不想看的效果”则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无处言，人们只能忍气吞声、人云亦云、装痴扮傻、面从腹诽，过着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的文化精神分裂的痛苦生活。从长期来看，历时已久的文化高压必然导致压抑和不满的积蓄。所谓“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假设文化规制者只是一味地自欺欺人，不去积极主动地建立一种纾解怨气的长效“出气”机制，那么，这股不断积蓄的巨大能量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产生强度之大孰难预料的悖反效应（见图1）。纵观苏联的文化规制史，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实际上是对斯大林时代长期“高压”的一种悖反，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新思维”则是对勃列日涅夫时代长期“维稳”乃至斯大林时代的悬而未决“遗产”的一种悖反。
    
    五、结论与讨论
    问题在于，即使文化规制者意识到了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问题，也未必有强烈的意愿和足够的魄力来解决这个棘手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文化规制者的短期政绩与文化规制的长期效果存在着时间性冲突。对于文化规制者而言，无论是强化规制，还是放松规制，都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般而言，“好的”文化规制的收益都是长远的和缓慢的，但文化规制者当下就要立刻承担文化规制变革的风险和压力。显而易见，这种短期政绩与长期效果的时间不一致性其实并不鼓励甚至还会阻止文化规制者的某些尝试。第二，文化规制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由规制者承担，收益却由全社会共享。从文化规制者的角度来看，文化规制改革的实施之所以往往慎之又慎，甚至时常让人感到“雷声大雨点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文化规制改革的成本、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等性。因为一旦放松规制，原本被遮蔽或者被压制的“看不见的”问题可能立刻就会浮出水面并且发生连锁反应，产生令规制者不愿看到和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对于文化规制改革而言，并非文化规制者层面就能简单解决的问题，而是执政当局的文化顶层设计问题。执政当局必须制定合适的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从而给人们提供明确的预期和消化的时间，并且以足够大的魄力稳步推进文化规制改革，这样才能在尽量减少文化规制改革的不利影响的前提下不断将文化规制改革推向前进。
    注释:
    (1) “红萝卜党员”是指外表是“红”的，心子是“白”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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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马健，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西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
    文章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第5期，第6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