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律师不是政客 无需顾大局

    眼下，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进行得可谓“如火如荼”。尽管一些人拍手称快，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引起了不少人的深思和忧虑。比如，李庄律师的所谓“伪造证据案”，里面疑点重重，已经引起了律师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就在此时，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林育均在重庆“主城九区律师工作座谈会”上说：“在当前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庆律师必须顾大局、讲诚信、守纪律、重操守。”并强调“重庆律师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12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其实，人们一听这话并不陌生，因为早在今年8月，某官员就已经讲过类似的话，要求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从法理上讲，从我国的《宪法》和《律师法》的规定上讲，这样的要求完全误解和扭曲了律师的角色，把律师当成了政客或者官僚，当成了利益政治(而非“原则政治”)的附庸，当成了权力的帮凶，背离了法治精神和人权保护原则。我们的《宪法》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第三十三条)。那么，如何保障公民的人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公民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公民这种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都有规定，不得受到侵犯。
    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第二条)。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同上)。在这里，律师的角色定位很明确，他们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不是“为政治提供服务的人”。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不是维护“政府官员的权力”;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不是维护“纪律的恣意推行”;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不是维护 “戕害公平正义的大局”。
    从这个意义上讲，律师只需要“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法》第三条)，不应当“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如果要求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那“宪法、法律、律师职业道德”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难道“政治”、“大局”和“纪律”高于宪法和法律?从法理上讲，宪法可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呀!难道还有高于人民意志的“政治”、“大局”和“纪律”?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所说的“政治”、“大局”和“纪律”与“宪法和法律”是一致的。那么，我的疑问是：既然二者是一致的，那还有必要再用不同的词语重复一遍吗?实际上，从语义学上讲，“政治”、“大局”和“纪律”与“宪法和法律”在含义上是差别很大的，硬说它们一致恐怕有悖定义的规则，导致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揭示的那种对语言的滥用。
    退一步讲，即便要求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做法有一定道理，也根本无法公正地实施。谁能说清楚这条“清规戒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律师需要讲“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才是“政治”?律师需要顾“什么样的大局”?什么才是“大局”?律师需要守“什么样的纪律”?什么才是“纪律”?
    如果不是玩文字游戏的话，我相信，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种含混模糊的口号根本不适用于法律领域，根本无法要求一个律师去遵守，因为法律领域里讲求确定性，只有具有相对确定含义的规则，律师才能遵守。这正是法治的基本要义之一，否则的话，就要沦为人治——一种喜怒无常的治理模式。我相信，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人治时代，愿意生活在不讲规则的危险社会里，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哪怕一个拥有很高权力的人也无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
    法治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律师是推动法治和保护人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律师这个群体，就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就没有对人权的有效保护。现代公民所拥有的所有基本权利，几乎都是律师坚持不懈地帮助当事人争取来的。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律师既捍卫了当事人的权利，又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公权力机关和社会各界都应当呵护和尊重，应当捍卫他们神圣和高贵的辩护权利。
    然而，不幸的是，近几年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律师的辩护权利屡遭侵犯，甚至出现了一些律师因正当行使辩护权而被治罪的案例。一些政府官员仍用陈旧的眼光看待律师，把律师看成自己权力的敌人，想方设法刁难和压制律师。这种错误的态度和做法不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而且阻碍了法治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