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麻城冤案与清代的刑讯逼供

    清雍正年间，湖北麻城县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冤案———“杀人犯”即将伏法，其被指控杀害的对象，却突然归来。这一切，详见清人袁枚所作《书麻城狱》。
    先是，当地人涂如松与妻杨氏不合，有天杨氏忽不知去向，其弟杨五荣疑心是涂如松杀之，四处访问。无赖赵当儿称听过涂如松杀妻的事，杨五荣遂拉之赴县衙告状，但没证据，案不能兴。此时的杨氏，实藏在当地生员杨同范家中，后者正是此案的幕后推手。
    过了一年，某乡民埋在河滩的死僮，因土浅，尸体露出，被狗啃残，地保应求往验，忽然雷电大作，半途而返。杨同范听说，认为机会来了，就与杨五荣谋，将此残尸认作杨氏。性别不对怎么办？没关系，贿赂仵作，直接报为女尸。又过几天，尸体越发腐烂，更不可辨，遂草殓。之后杨同范、杨五荣率几十人哄闹于场，诬涂如松杀妻。此事惊动当时湖广总督迈柱，令广济令高仁杰重审此案。
    于是涂如松被逮系，恶遭刑讯逼供，“两踝骨见，犹无辞，乃烙铁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声，虽应求不免，不胜其毒，皆诬服”。可那尸体本是男子，无发、无脚指骨、无血裙裤，怎么办？又逼涂如松取呈。涂如松此时已是半死之人，只好胡乱指认。初掘一坟，得朽木数十片；再掘一坟，见长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后终于掘得一坟中有尸，足穿弓鞋，是女人啦！官吏大喜，可转眼一看，髑髅上白发苍苍，年龄显然不对，又惊弃之。
    麻城无主之墓，前后挖掘不下百座，仍不获。每挖一座，找不到尸体，就又严刑拷打涂如松。涂如松的母亲许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就剪下自己的头发，去掉白发，仅留黑发为一束；又找乡人李献宗的妻子，刺臂出血，染一裤一裙；再开其亡儿棺，取脚指骨凑聚；将上述诸物，埋在河滩，然后引衙役往掘。果得，狱具。但黄州知府蒋嘉年召他县仵作再检，都说是男尸，高仁杰为免责，又诡称尸骨被换，求再讯。正好山洪暴发，冲走尸体，没法再验。总督迈柱竟以涂如松杀妻、官吏受赃，拟斩绞奏。
    事至此，涂如松杀妻似成铁案，不料峰回路转。涂妻杨氏偶然为杨同范邻居太婆撞见，县令陈鼎得知，率快手径入杨同范家，找到杨氏。麻城人数万欢呼，随之至公堂。县令召涂如松认妻。杨氏一见其夫状貌焦烂如鬼，忍不住上前抱颈大哭：“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堂下民皆雨泣。杨五荣、杨同范等叩头乞命，无一言，后皆得诛。涂如松无罪开释，其时已被拘押多年，反复受刑若锅中烙饼，早已不成人形，也没得到什么国家赔偿。
    涂如松冤案，又见清光绪八年的《麻城县志》，与袁枚所记有不同，似冤中有冤，案中有案，然涂如松冤情及受刑经过，大略相仿，此文姑不细辨。
    麻城冤案，只是清代刑讯逼供造成冤狱之冰山一角。清代刑讯逼供蔚然成风，晚清重臣刘坤一、张之洞在一份变法奏折中，即直陈其酷：“敲扑呼号，血肉横飞……反覆刑讯，拷讯之惨，多人拖累，则有瘐毙之冤。”乾嘉一代名幕绍兴汪辉祖在其著作中也屡有检讨，他说，对于盗贼，“一经到案，必须察言观色，究出真实贼证，方可定案。不可轻用刑讯，致有冤抑”，又说，“盗贼辗转攀援，未必尽出有意诬人，或自分必死，或畏刑难甚，随口供指，冀延残喘者，大约十居六七”，可见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实在极高。
    针对刑讯逼供，钱锺书曾分析说：“信‘反是实’而逼囚吐实，知‘反非实’而逼囚坐实，殊途同归。欲希上旨，必以判刑为终事。斯不究下情，亦必以非刑为始事矣。”寥寥数语，道出要害。所谓“反是实”，典出《旧唐书》，乃是酷吏来俊臣发明的十种大枷之七，意思是一戴上它，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谋反是实，诛灭九族也得认。在此处，钱锺书是一语双关。
    若进一步讨论，清代刑讯逼供盛行，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清代(乃至整个古代)没有无罪推定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原则，嫌犯往往处于须自行举证的倒置状态，而官方对嫌犯，也通常是预设其“有辜”。此外，清沿明律，规定“于人臀腿受刑去处，依法决打，邂逅致死，及自尽者，各无论”，又规定“强盗、命案，证据以明，被告不吐实情，准用夹讯”。清律的附例还规定：“若因公事干连人犯，依法拷讯，邂逅致死，或因受刑之后因他病而死者，均照邂逅致死律论。”这无异于立法支持刑讯逼供了。
    第二，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统，没有现代的公检法之分。事实上，从执行逮捕到立案侦查，再到庭审，都是州县官“一人政府”领导下的甚至是同一个班子来进行。律师辩护制度更是奢谈，所谓讼师从来就没有当庭辩论的资格，其合法性也堪忧。如此，嫌犯很难得到可助其避免刑讯逼供的程序正义保护。
    第三，清代州县官的审讯技术，简陋得如同还停留在初民社会。来自《周礼》的所谓“五声听狱”，仍为多数人奉为教条，即“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种方法带着浓厚的主观倾向，显然缺乏严格的法理逻辑。而在依靠“五声听狱”不能得到满意供词的情况下，无论清官还是浊吏，可能都只好求助于“给我大打五十大板！”
    第四，清代州县官员好用刑讯逼供，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清代文官人手严重不足，已有众多学者指出，姑不多论。清代审案期限又极为严格，这让本就人手不足的地方官员，尤其措手不及。据《清史稿·刑法志》，寻常命案限6月，其中州县须3月内结案解府州，府州一月内解司，司一月内解督抚，督抚一月内向皇帝咨题；盗劫及情重命案、钦部事件并抢夺掘坟一切杂案，时限更短，仅4月，其中州县须2月内解府州，府州20日内解司，司20日内解督抚，督抚20日内咨题。重大案件的结案时限，反较普通案件为短。官员若违反审转期限，将直接面临“罚俸”、“降级”等行政处罚，若遭弹劾，有时还会得到更严厉的处分。如此，官员尤其是地方基层官员，只好化压力为暴力，将嫌犯一拷了之。
    此外，清代吏治之贪渎腐败，众所皆知。因利益关系或权力倾轧而锻造冤狱，亦屡出不鲜。而在每一个冤狱中，都难免徘徊着刑讯逼供的幽灵。说到底，清代刑讯逼供的本质，就在于缺乏对个体权利的认同与保护。哪怕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也有其天赋人权，刑讯逼供则挑战乃至践踏了此种天赋人权。这既是庶民的悲剧，也是王朝的悲哀；既映出草芥之民的渺小卑微，也衬出官僚机器的冷血强大；既留下炙烤民权的残痕，也摄下滥施公权的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