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在金融领域夹缝里的抗争

    从今年2月延续至今的政坛震动与丑闻，持续地吸引着各界目光。正当许多人用震惊兼八卦的心理追踪中国红色家族的丑闻时，也有人更关心一个普通中国居民的命运——曾有一个时候，她比高官或高干后代更是命悬一线。
    她就是浙江民营企业家，原有“亿万富姐”之称的青年富商吴英。
    今年31岁的吴英出生在普通农家，十几岁就与人合作开设美容院，22岁设立高级美容院，并凭“羊胎素”产品发迹；之后广泛涉入足浴、汽车租赁、服装、娱乐场等领域，组建本色控股集团，介入民间借贷、炒铜期货，开始在金融与实业间游走。
    快速而来的风光持续不了多久。2006年，她因债务纠纷遭人绑架并接到死亡恐吓。2007年，26岁的吴英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两年后，她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个人全部财产被没收。她不服判提出上诉，今年初在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时继续被判处死刑，此时吴英案已引起舆论界关注，认为这属民事纠纷，“吴英有罪，罪不至死”的呼声四起。
    直到上周中国最高法院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院重审，吴英的命运才有了转机。
    尽管最高法院肯定一二审裁定吴英犯有集资诈骗罪“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表态已指向“死缓”。这表明吴英逃过一劫——按照中国法律，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表现良好，二年期满以后可减为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乐观人士预计，吴英也许坐牢十几年后就可以出狱。
    她的官司为何牵动人心？实际上，让大家牵肠挂肚的不仅仅是吴英，而是中国金融体制迟迟未见动静的改革。银行不愿意借贷给民企，那民营企业家有没有集资的权利？国有资本受地方政府等利益群体支持的金融垄断，何时才能打破？
    有研究者提出，1980年代中国就出现过民间集资活动，1992年与1993年间民间集资又再出现高潮，这两个时期官方都枪毙过相关人员，在1980年代用的罪名是“投机倒把”，1990年代是“非法集资”罪。在刚过去的一年里，浙江省查处的非法集资案件也多达240多起。
    对于民间借贷总是被清理的原因，财经研究人员有不少尖锐的分析。以吴英案为例，据说当地许多公务员涉足其中，公务员从银行得到低息贷款，再以高息放贷赚取利差，这类借贷关系一旦出问题，吃亏的往往是民间人士。另外，行政部门也有意确保国家金融体系外寸草不生，由此确保国家调控力度有效。
    宏观环境对民营经济构成的紧箍咒效应，让民营经济很难发展；与此同时，一个受管制又存在实际需要与灰色地带的环境，正是有权者寻租的大好天地。
    打破垄断、解放生产力，减少寻租是当务之急。迹象显示，在舆论呼吁与经济转型压力下，中国高层正酝酿为金融业松绑，3月底国务院宣布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就是明确信号。总理温家宝指出，打破金融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思想。”
    但是最终落实的改革方案，能否真正符合民间需要，允许民间资金进入金融业，双方的博弈还在进行中。
    这场发生在金融业这个集中领域里的博弈，也是一场处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抗争。多年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若干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政策，但每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尤其近几年，改革屡屡陷入“左右之争”而停滞不前。
    在当前政治震荡稍息，迷雾渐清之际，中国的金融业改革的进展，温州“金融特区”的进度，将被外界视为测试高层决心以及体制内是否重拾改革共识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