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洪果：自然正当与社会正当

    《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的代表作之一，取材于歌德的爱情经历和他的一个朋友的自杀。该书出版于1774年，被称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最丰硕的成果。从这部日记书信体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自然浪漫主义的倾向：歌颂“天才”，提倡“自由”、主张“个性解放”、号召“返回自然”。维特短暂的一生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些精神气质，但他对自由与爱的追寻终究步入了绝境，只好选择自杀。维特的自杀，也促使我们深入反思自然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关系问题。
    维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他热爱自然，多情善感，离开城市社会，在自然与绘画中过着悠然自在的生活。他与夏绿蒂灵魂相契，却又因社会制度的阻碍而无法走在一起。我们当然可以以“自由解放”的口号，希望他们勇敢地跳出婚姻的牢笼。但如果歌德这么写，这可能就不会成为一部伟大著作了。这种简单的鼓动有时甚至也是不负责任的，它没考虑当事人承受的压力和代价问题，尤其是没考虑“娜拉走后怎么办”的问题。自由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个悲剧中，维特的确无力承担这样的责任。
    我们再看名正言顺的未婚夫阿尔伯特与绿蒂的关系。首先，他们门当户对，并且为双方父母所认可。尤其是绿蒂母亲去世前，亲自托孤将绿蒂交给了阿尔伯特。其次，阿尔伯特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男子，尤其是以世俗的标准看。他善良而高尚，能干而和蔼，作风正派，对女性很尊重，连维特也甘拜下风。再次，阿尔伯特有美好的仕途前程，而绿蒂也需要安全感。更何况，绿蒂也有照顾弟妹的家庭责任。阿尔伯特基于上述品行和条件，完全可以保护她一生;最后，更重要的是，绿蒂本来也是爱阿尔伯特的。“每当她谈起自己的未婚夫来，谈得那么温柔，那么亲切，我心中就颓唐得如一个丧失了所有荣誉与尊严的人，连手中自卫的宝剑也被夺去了。”绿蒂本身被两个人爱，同时深爱两个人，是多么的幸福，但她却因此陷入困境之中。
    此外，维特和阿尔伯特的关系，不仅仅是情敌的问题，两人在人生观、价值观和法律观方面，还存在深刻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两个在一次散步时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概括起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智的人生观VS激情的人生观：阿尔伯特曾因一次手枪走火伤人而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害怕人生的常理出现例外，“一当觉得自己言辞过激、有失中庸或不够正确，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对你修正、限定、补充和删除，弄得到头来什么意思也不剩。”阿尔伯特还明确说，“一个受热情驱使而失去思考力的人，人家只当他是醉汉，是疯子罢了!”相反，维特却视激情为人生的可贵价值，他说：“我呢，却不止一次迷醉过，我的热情从来都是离疯狂不远的;但这两点都不使我后悔，因为我凭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一切杰出的人，一切能完成伟大的、看似不可能的事业的人，他们从来总是给世人骂成酒鬼和疯子的。”他认为那些所谓的智者和清醒的人，其实都是蝇营狗苟的无耻之徒。
    第二，道德原罪主义VS语境效果主义(或善的本质主义VS善的机会主义)：维特和阿尔伯特之间围绕该不该自杀有一番对话，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阿尔伯特说：“某些行为无论如何都是罪过，不管它出于什么动机。”维特则说：“这儿也有一些例外。不错，偷盗是一种罪行;然而，一个人为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不致眼睁睁饿死而偷盗，这个人是值得同情呢，还是该受惩罚呢?一位丈夫出于义愤，杀死了不贞的妻子和卑鄙的奸夫，谁还会第一个捡起石头来砸他吗?还有那个在幽会的欢乐中一时控制不住自己而失身的姑娘，谁又会谴责她呢?我们的法学家都是些冷血的老古板，可就连他们也会被感动，因而不给予惩罚的。”
    第三，形式理性推理VS实质理性推理(或法条主义VS个案主义)：阿尔伯特认为，维特把自杀扯到伟大事业上去，是荒唐的，自杀就是软弱：“与坚定地忍受充满痛苦的人生相比，死显然轻松得多喽。”维特对这种陈词滥调既生气又不屑，他举了勇敢反抗暴君的例子，举了奋不顾身救火的例子、举了不甘屈辱而自卫的例子等，但阿尔伯特认为这些例子文不对题。阿尔伯特坚持一种法条主义的思维，认为自杀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无需考虑自杀的具体理由和情境，而维特对自杀的意义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升华，偏向于某种实质理性和就事论事的思维。
    第四，注重公平理性的男性思维VS注重将心比心的女性思维：维特承认，“我的联想和推理方式近乎古怪。好，那就让我们看看能不能以另一种方式，想象一个人决定抛弃人生的担子的人……他的心情会怎样。要知道只有我们有了同样的感受，我们才具备资格谈一件事情”。这种思维显然是一种换位思考的同情思维，其强调不能简单用刚强或软弱来评价人的行为，而要具体去理解人的局限和选择。相反，阿尔伯特认为那些例子都不具备说服力，自杀者如果不那么狭隘，见识多广，头脑清楚，那就不会做这种傻事。阿尔伯特并非真的冷漠无情，他只是认为知识视野的开阔会让人变得理性平和而不是走极端。他还认为只有公平的执法才能维护安全和稳定。
    第五，自然正当性VS权威正当性：维特认为人必须回归自然，寻找生命的真谛，城市化的东西对于人的精神、人格会有污染损害。阿尔伯特则代表人类构建的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社会需要权威和秩序作为凝聚力，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稳健地创造幸福的生活。二人之间的这种分歧，相当于爱欲与文明的冲突。最终，谁也无法理解和说服对方。看来，这些有关人生和社会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自然真理。
    从上述双方的最后一个冲突中，我们可以再深入到另外一重关系，那就是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形成之间的关联。小说中的维特寄托了歌德的自然浪漫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多少以荷马的史诗、莪相的诗歌而展现出来，是一种对远古逝去的时代和朴素英雄主义的礼赞追寻，认为那才是黄金时代，而今天礼坏乐崩。但是什么是上古精神，什么是自然?这确实很难把握的。歌德的这种自然主义显然受到卢梭的巨大影响。在卢梭看来，理性窒息了天性。要想拯救人类，必须回归自然或者构建与自然秩序相符的人类秩序。那么，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自然秩序包含人对和谐宁静等的精神寄托，因此往往成为人类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是自然本身是中性的，自然秩序有好有坏，它随人心和观念而变化。自然秩序本身并非就是美好事物的象征。维特对自然往往有一种刻意的美化，认为自然的宁静是医治内心的灵丹妙药，认为自然的春光能温暖冰冷的内心，自然被他形容为乐园。自然也让他往往触景伤情，变得更加敏感和柔软。人的心境和自然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当维特爱情顺利时，瓦尔海姆这个地方离天堂那么近;但当他心情糟糕时，自然就显露出凶暴残酷的一面，令人触景伤情。
    所以，社会秩序并非自然秩序的简单比附，同样的自然秩序，会构建出不同的社会秩序。就像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会对同样的自然秩序有不同的想象，进而对社会秩序有不同的理论建构一样。我们可以说，社会秩序或者比自然秩序更加崇高，或者比自然秩序更加堕落。人所处的环境是既定的，但人类的作为都是超越了作为客体的自然，既能演绎出许多精神的凯歌，也能堕落到败坏一切心灵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地步。自然孕育了人类的文明，人类也会从自然中找到了为堕落开脱的理由。
    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还会有冲突，尤其是在正当化的层面。要么是自然的正当性毁灭了社会的正当性，要么是社会的正当性压制了自然的正当性。启蒙思想在构建自然正当性时所提炼的崇尚美、热爱自由、弘扬个性、追求平等、富有博爱等价值观，可以演变为暴力的悲剧;维特身上所具有的这些自然正当的精神气质，也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所以，有时以社会正当来限制自然正当，也具有正当性。维特认为，人若生活在制度成规之中，就会变得虚妄和自欺欺人。但他没有明白，婚姻等社会制度，并不完全是压制，反而是限制自然本能中的破坏性因素，使爱得以持久和升华的重要基础。生活的持续运作大部分还是靠常规和稳定，即使激情和创造，也必须依赖于这种秩序的平台。生活要有自由，也得需要节制的美德;爱是灵魂的合一，也离不开设定相处的边界和责任。没有这些，幸福就会悬浮在空中，缺少动力和依托。
    维特说：“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实际上是被教养成了一塌糊涂的人!”这是对规训化的社会正当可能导致自由窒息、人性扭曲的一种警醒。维特怀疑自己：“我竟自己害怕起自己来了!难道我对她的爱，不是最神圣、最纯洁、最真挚的爱么!”他没有错，只是评价标准需要更加丰富。维特喜欢那些乐天知命的人，向往古希腊荷马时代，他感到“古代宗法社会的特殊生活习俗竟如此自然地与我的生活交融在一起。”这种感觉很美妙，但有自我想象的投射。我们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现实当中，所以应该在有限的处境下创造美好，而不是弃绝逃避或两败俱伤。说到底，还是维特说过的话，尽管他没有落实到自己的身上：“世上的事情很少能要么干脆这样，要么干脆那样。”既然这样，真正明智的选择，还是对自然正当与社会正当的好坏，都保持清醒的认识，然后在这两者之间，在具体应对生活难题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思考、判断和权衡。正当，不一定总意味着正确。非此即彼、各执一端的思维可能是危险的，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