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 德国与美国

    近来，姚中秋先生倡议“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儒家宪政主义颇有脱颖而出、再执乾坤之势。然而，儒家近日遭遇之世界历史情形大大复杂于古代的思想与历史经验，不可不对此慎察明辨。“中国时刻”如欲不入孤独自负而无望之境，必须放置于世界历史的脉络中予以定位，如此则势必要明了“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则所谓的“德国时刻”与“美国时刻”自应略考而备察。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一文明与政治雄心堪比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作为中期现代化国家，德国一直面对英法和欧美早期现代性所造成的巨大压力。面对此种世界历史结构性压力以及德意志民族复兴的理想，韦伯提出了德意志民族“政治成熟”的问题，他的关于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设定也绝对不是为了基于自由主义原则而放弃德意志民族的实体价值，而是要在方法上规避价值对德意志民族理性形成的干扰，促成德意志民族在理性上的真正成熟，然后才可能具备捍卫德意志民族实体价值的自觉意愿与能力。稍晚一些的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则提出了德国崛起中的门罗主义问题，要用德意志的大空间对抗英美的普适价值，而门罗主义是一个地区性概念，不是一个世界性概念。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一流思想家的全部思考与努力，其核心就在于如何为一个“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做好思想准备。希特勒显示了某种“德国时刻”，但这一时刻是民族国家范式、法律实证主义和严格的文化保守主义联姻后的整体性失败，这一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科耶夫“新拉丁帝国”的反思性来源以及欧盟的反思性建构。施米特尽管注意到了美国崛起中的门罗主义对民族国家范式的超越性意义，但却未能坚持到底，未能发展出一种超脱民族国家主权与严格文化保守主义的“文明帝国”，因而未能真正从思想上完成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救赎与现代转换。我们今天的文化精英明确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否可能避免陷入民族国家范式、法律实证主义和严格的文化保守主义紧密编织的“德国时刻”的现代性陷阱，是否能够发展出某种超越“国别时刻”的“地区时刻”，即发展出某种版本的中国的“门罗主义”，是值得深思的根本性战略问题。这一“地区时刻”的不彰已经在挑战中国的大国崛起与国家核心利益了。
    德国哲学家的世界历史意识及对本民族的政治期许是非常强烈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德意志民族关于“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的哲学宣言。他基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柏拉图式的自信，完全不顾生前所处的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甚至仅仅以欧洲范围讨论世界精神的显现问题，比如将马背上的拿破仑视为世界精神的显现，而没有观察到发生在美洲大陆的世界历史现象。最终，哲学上的浪漫与政治上的雄心联手完成了第三帝国关于“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的精神准备。然而，这是一种虚幻的世界历史，是一种臆想的“德国时刻”。
    世界历史的真实过程并非如此，而是通过英美的长期接力呈现出来的。首先是以“日不落帝国”形式呈现出来的“世界历史的英国时刻”，这是一种殖民帝国的世界模式，这一模式并不完备，因而也未能持久。其次是以1787年的联邦党人主义、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1917年的威尔逊主义所代表的、综合了英吉利海峡两岸文明要素的、循着民族国家世界化方向进展的、分别经历了“民族国家时刻”、“地区时刻”和“世界时刻” 的美帝国，呈现的是一种真正的“文明帝国”与“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美国时刻”有着深刻的欧洲根源，在某种意义上是欧洲历史辩证综合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尽管黑格尔关于德意志民族的实践期许落空了，德国时刻并未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时刻，但在哲学意义上却并未落空，美国时刻是其更为恰当的历史显现。
    “美国时刻”具体而言不是一个时刻，而是前后相续的三个接力性时刻。这三个时刻大体应合了现代世界历史的三个颇具扩展性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民族国家时刻”：以博丹—霍布斯的主权理论为秩序基础，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国际法框架，以洛克的自然权利说为价值内核，以1787年宪法为载道之肉身，美国革命以其联邦党人式的“自由选择”和“深思熟虑”而建构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民族国家，创建了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宪政秩序。1787年宪法是欧洲早期现代历史的一个总结，是秩序思维与自由取向的精致结合。与此相比，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在国家理性层面稍逊，而法国的雅各宾党人则过于激进地追求民主与积极自由，因而都难以形成相对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第二个层次是“地区时刻”：以美国人对美洲的政治自觉为精神前提，以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的宣言为实践指南，所反映的是美国在初步建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对文明秩序扩展模式的积极想象。这一层次曾经启发了一百年后的德国思想家施米特，但后者并未坚持到底。如果美国固守1787年的民族国家原则，不将世界历史的“民族国家时刻”适度扩展为一种“地区时刻”，则它就不可能领导美洲并走出美洲，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第三个层次是“世界时刻”：也就是美国时刻的世界化，使得世界历史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以美国标准为标准，这一层次肇始于1890年代末期美国调停各国对华政策时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框架,初步成熟于1917年的威尔逊主义，这一主义包含了民族自决、国际联盟等新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美国以新世界立法者的姿态按照自己过去的民族国家经验来拆解传统世界的主要帝国并塑造新的民族国家，从而使得新世界始终在思想与战略的高度低于并滞后于美国的发展程度。魏玛德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的这一世界立法行为的结果。尽管一战后的世界格局仍由英法这样的传统殖民帝国把持，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关于新世界立法的有效性，这一有效性在二战及其战后秩序的安排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可见，如果没有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两个世纪的接力，美国一直固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它是不可能承载世界历史，开创“世界历史的美国时刻”的。
    上述经由“世界历史的西方时刻”所探寻出的世界历史的“三个时刻”对我们思考“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有何启示呢？我认为今天提“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还不如提“世界历史的东亚时刻”。因为你提中国时刻，首先就不可能把日本有效地整合进来，而在我看来这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如果冲不出亚洲就走不向世界，冲出亚洲必须以中日关系和解与合作作为一个基轴，形成一个关于东亚的政治文化与文明的想象与建构。东亚都无法整合，然后你派远洋舰队去非洲，可能就只具有军事安全的意义或者是对印度形成反包围的意义，以及作为战略资源储备基地的意义，但是很难构成一种世界历史现实化扩展的意义。所以就今日中国的战略定位而言，更准确的概念应该是“世界历史的东亚时刻”，而东亚正是中国以其巨大的体量全面全球化的最基本的一个战略支点，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新门罗主义，然后逐渐走向新天下主义，不可期待简单超越区域阶段而径直进行新天下主义的想象，过早的想象有可能丧失文明扩展的稳健性与有效性，成为一种文化儒生简单的信仰式宣言，而不可能成为一种可执行的世界大国战略。
    当然，为了给中国的新门罗主义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国的“民族国家时刻”还值得进行优先的建构，这就使得宪政时刻相对于所谓的文化时刻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当然，国内的宪政主义者在视野与抱负上要严重滞后于联邦党人以及门罗主义者，而一味追求一个单纯的自由宪政国家，未能深刻洞察美国的宪政立国只是其走向世界的必要基础，而非完备形式。美国进入世界历史的“三个时刻”的经验值得我们用来认真评估与反思今天由文化儒生们所鼓吹的“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本文原载<<新产经>>（北京）2013年第1期, 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