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台湾民主巩固、转型正义与两岸宪制危机

    蔡英文当选及民进党全面执政，是台湾民主化以来又一次重要的民主巩固现象，但却造成了“九二共识”的认同难题与两岸关系的宪制危机，两岸互动进入“实质停滞时代”。台湾民主作为华人民主个案具有一定示范性，但不能匹配于大陆的主体政治进程与议题复杂性。
    台湾民主化带来的文化台独、本土分离主义与民粹化造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质性障碍，已成为台湾社会撕裂、价值观混乱及民主异化的根源。转型正义在台湾成为民进党动员民粹力量、制造扭曲史观、压制异党竞争及谋求永续执政的斗争工具而丧失其制度正义性和民主巩固指标意义。
    两岸宪制危机还触及深刻的战后国际法秩序、地缘政治秩序、经济体系重构及中美全球性权力平衡问题，考验两岸人民之政治定力与宪制智慧以及在宽泛的“一国两制”框架内寻求制度创新与突破的实践理性。
    目次
    引言：两岸宪制危机浮现
    一、民进党全面执政与台湾民主巩固
    二、蔡英文的民意政治与现状派风格
    三、文化台独、新南向替代与分裂政治
    四、新朝贡论、原民史观与两岸新思维
    五、转型正义的异化与台湾民主的文化危机
    六、结语：两岸关系的宪制愿景
    本文原载《一国两制研究》2017年第2期，澳门理工大学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出版。本文原文30000余字，限于篇幅，本期推送文章第三、四、五、六部分，并略去脚注，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三、文化台独、新南向替代与分裂政治
    2016年的5·20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巅峰时刻，也是两岸关系的分水岭。这不仅是因为蔡英文女士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民选女总统，更因为民进党取得了“全面执政权”，从地方政权到中央机构一线“飘绿”形成对国民党的绝对政治优势。选举的全面胜利与民主巩固的价值观骄傲，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政治诱惑：可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台独梦”呢？在民进党及台湾新生代的政治意识中，国民党以一中宪法和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关系模式使台湾面临实质上的从属地位，不符合其理想中的台湾定位与前景。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模糊处理两岸关系定位，积极开展抗衡性外交，推动“新南向政策”以提升经济自主，放任岛内去中国化系列取向，这些行为固然是其兑现竞选承诺及研判内外形势的产物，但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而一系列内外挑战也将纷至沓来，比如台湾按照惯常谅解参加国际组织会议更加困难，“邦交国”断交风险加大，国际空间大为限缩。根据民主政治的选举信任周期，如果蔡英文政府不能在一定时期内解套困局，兑现新政，有可能逐步丧失目前的政治优势。总体上，民进党的执政出路在于从选举民主的激情中冷却理性下来，重估两岸关系的重要性质，建设性恢复两岸政治互信及经贸协作。
    （一）文化台独与“李明辉警告”
    台独是民进党的建党纲领，在全面执政背景下自然成为最大的政治诱惑，但也构成了极大的政治陷阱。台独面临着显著的政治阻力，这种阻力不仅直接来自于日益强大的大陆及其统一法制，还来自于中美的大国均势格局。美国在民进党的“台独梦”中并非真正的天使般形象，在反对大陆和平或武力统一台湾的同时，亦反对民进党的激进台独。台湾是中美关系及东亚国际法秩序的一个战略均衡点，和平统一或法理台独均是这一均衡点的结构性偏移，势必损及中美关系的总体互信和稳定。所谓中美有效管控大国关系风险，在逻辑上就包含了对激进台独的共同遏制责任。
    但是，对于暂时不触及法理台独的“文化台独”，大陆虽百般批判却无处着力，美国则基于民主价值观以及放任民进党制衡大陆的隐秘心理而不愿干涉太深。中美有遏制“急独”的责任却没有应对“缓独”的良方，而“去中国化”则成为台湾新时期的一种文化正确和政治正确。
    因此，在就职演说后的短期内，两岸关系已经“冷若冰霜”，而蔡英文政府极力重构周边关系及谋求经济自主性以抗衡大陆的多重压力，岛内施政取向及民间舆情则相互配合开展包括废除“微调课纲”等在内的“文化台独”运动。在政治台独无法一步到位的条件下，文化台独似乎成了台湾内外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然而，文化台独是没有代价的吗？
    2016年6月，台湾著名儒家学者李明辉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严重的文化警告：台湾的去中国化在文化上是错误的，有可能导致台湾式文革，使台湾丧失中国传统文化优势。这可称为“李明辉警告”，是台湾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是对民粹加持民主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有力批判。
    四年前，马英九先生在就职演说中充分展现了台湾民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优势，展现了中华民国对传统文化的文化代表权和领导权。这是台湾价值观和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台湾之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甚至大陆知识分子垂青，不仅仅是其实现了民主转型与巩固，还因为其实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和解与政治共存，体现了一种优良的“保守改良主义”转型风格。
    如今，民进党政府废除“微调课纲”，放任文化台独，消解中国认同与历史记忆，这一取向“酷似”大陆曾经的文革，一种过度自负下的文化激进主义。近代以来的人类革命区分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一般认为英美式的以政治民主为中心的政治革命是节制的、保守的、改良的革命，建立了自由民主与文化传统的均衡互动结构，是良制美仪，但法俄式的以社会与文化为中心的革命则是激进、暴烈、虚妄和代价高昂的革命。
    何去何从，在判断上并不困难。李明辉先生就是中华民国法统内高度认同传统文化和宪政民主价值的儒家学者，其文化担当和守护意识极其强烈，因而能够敏锐察觉到文化台独沉重的文化代价。
    李明辉先生是台湾价值观真正的代表，秉持港台新儒家的学术传统和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台湾民主的良性转型，台湾经济的优质发展，以及台湾社会风俗礼仪的良好保存，与李明辉式的中道温和的政治文化立场有着内在关联。李明辉先生是独立学者，面对大陆新儒家尤其是大陆的“政治儒学”兴起对港台新儒家之学术与政治传统的结构性挑战，曾挺身而出捍卫台湾学统和道路。
    尽管李明辉先生对大陆新儒家、大陆政治及大陆转型复杂性的认识有所偏颇缺失，但其文化政治立场却是台湾成功的奥秘和台湾民主价值观的真正土壤。如今，李明辉式的良知学者及其所代表的中道温和立场日益边缘化，台湾在民主的骄傲、民粹的躁动与地缘政治变迁的误判中越走越远。
    李明辉警告表明，文化台独及其近期表现已突破台湾自身文化及宪制的基础层面而扩大成一种自我挖根式的文化自伤，其长远的文化与政治代价并非目前鼓噪文化台独的政客及青年人可以想象和承受。进一步，当台湾民主逐步丧失涵育它的文化保守土壤而日益裸露出激进、暴躁和盲目的虚妄之根时，台湾现时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优势甚至台湾式的“小确幸”恐怕就将成为海中浮冰。
    认真对待李明辉警告，是台湾政治家、文化学者及普通民众的共同责任，其长远意义在于维护台湾优质民主的保守文化土壤与价值观整合性优势，为台湾自身及两岸和平发展愿景保持一种可观和可欲的政治文化存在。
    （二）“新南向替代”撞车“一带一路”
    蔡英文就职演说与施政规划的一个重点是经济自主性的建构。所谓经济自主性，在两岸关系的特定发展阶段是有特别含义的，即台湾经济相对于大陆市场的依赖性被控制和降低到一个可预测和可调节的范围之内，不使经济关联和利益互持对台湾政治决策产生结构性影响。民进党面对大陆快速经济崛起、台商大量投资内地及两岸经贸来往日益深化的局面，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政治恐慌，将大陆的经济输出理解为一种政治性的统战策略，害怕两岸之间因过强的经济关联而导致政治被严重套牢。
    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尽管是青年世代参政首秀，但背后必有民进党精英层的评估、指导和助力。民进党与台湾青年力量共享着一种面对大陆的政治恐惧感和解套欲望。这种恐惧在精神分析上属于一种存在意识，进而表现出在政治上封闭交流渠道及在文化上排斥中国因素。
    但是，民主政体也需要过日子，也需要经济战略，否则企业家和老百姓也都会骂娘，甚至用脚投票。因此，蔡英文政府在调低两岸关系之经济预期的同时就必须提供一种经济替代战略。在就职演说中，蔡英文将这一替代战略命名为“新南向政策”，即台湾的投资与经贸合作的重点转向东南亚国家以获取经济增长新空间，同时有效降低对大陆的市场与政治依赖。
    不过，这一“新南向”经济战略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与大陆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撞车。从区域经济规划来看，台湾的“新南向”战略在经济地域上被大陆的一带一路完全覆盖，但台湾又不愿意搭乘大陆的经济快车，一切都需要政府和企业“白手起家”，其政治与经济成本十分高昂。
    更关键的是，不搭车也就罢了，跟随政府南向发展的台企还将面临着大陆企业的激烈竞争。以目前台湾的政治经济综合实力特别是政府对海外市场的布局与影响能力，很难在与大陆的直接竞争中胜出。5·20之后，蔡英文总统设立的新南向事务办公室基本没有开会、提出具体规划及与各部门和企业对接，显示出这一战略的实施困难。
    在大陆官方与大陆资本共同推进的“一带一路”进程中，台湾新南向战略的经济自主性建构目标很可能落空。新南向战略不是来自于审慎的区域经济研究和规划，而是来自于摆脱大陆经济整合压力的政治意志，而恰恰这一出发点又是违背基本的经济理性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
    蔡英文政府的这一战略势必给台商和台资造成极大的负担与压力。从经济理性上看，台商与台资很难断然为了政治利益而放弃大陆市场，更难放弃搭“一带一路”便车的经济机遇。冷对大陆市场和虚提南向战略，是政治利益优先的经济决策，其弊端和困境势必日益显现，蔡英文政府届时将不得不根据企业及民众意愿而做出调整。
    当然，蔡英文政府提升经济自主性固然独力难支，但还存在另外一种并行却稍显隐秘的替代战略，即借助美国重返亚太及美国主导的TPP获得新的国际经济体系身份和增长空间。
    这又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有关。
    为抗衡中国，美国不仅需要军事上重返亚太，还需要经济上提供新的愿景和体系。美国只有对盟友同时提供安全和发展才可能继续维持其民主世界领袖地位。越南就加入了美国主导的TPP。这一新经济体系相当于WTO的升级和浓缩，建构了一个重新确定经济标准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但这一体系对外部国家则构成严重的贸易壁垒。
    如果说WTO是经济上的联合国，TPP就相当于经济上的北约。TPP也确实对中国主导和重构区域经济新秩序构成实质性挑战，是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新南向主要是政治提气，那么积极加入一个新的“经济高端俱乐部”TPP则是蔡英文政府理性务实的选择。只是这一选择存在两大不确定性：
    其一，TPP的经济增长潜力及台湾的可获得份额与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强，还不清楚，这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自身的增长空间以及新规则的公平性与激励效果；其二，TPP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体系的关系还不明晰和成熟，若二者发生激烈的贸易战，已经登上美国经济战车的台湾恰好处于两大经贸体系的摩擦边缘，其取舍进退势必十分纠结。特朗普当选终结了美国主导的TPP进程，但类似的、更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贸易协议未必不会再次出现，台湾所陷入的选择困境并未解套。
    无论是独自的台湾南向经济梦，还是加入美国的TPP梦，都是蔡英文政府对两岸经济关系的替代性战略选择。然而，这种替代可能无法完全实现，可能遭遇台商与台资的经济抵制，可能打乱台湾经济的转型进程和方向感，可能损害台湾民众的经济福祉和生活理想。被大陆经济套牢是一种想象，新南向和加入TPP也是一种想象，但台湾经济及其利益关联是客观实在的。台湾民主若保持多元活力和理性，最终应当对蔡英文政府的决策调整有所制约和引导。
    （三）失衡的政党政治
    在全面执政权的条件下，除了司法独立之外，民进党控制了立法院多数和行政权系统，这固然保障了民进党执政意志在立法与行政上的顺利推行，但也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而可能出现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托克维尔）。
    台湾尽管实行多党制民主，但在民进党全面执政和国民党快速衰落之下，政党政治已经失衡。在立法院内，国民党基本丧失了对民进党的制衡与否决能力，而党内的政治团结和纪律状况亦难有改观。洪秀柱临危受命，悲情担当，但国民党内历来派系林立，大佬政治横行，若非经历特别党务改革，很难形成强势凝聚力和战斗力。行政系统，在蔡英文的总统负责制之下，民进党有效填充各主要职位，严格把控了行政权。蔡英文的“转型正义”工程，有可能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一剑封喉”，促其进一步弱化、分化和瓦解。
    民进党至少在政治团结、社会动员与民生论述上相对优越于国民党。但这种优势也并非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有。在全面执政背景下，台湾政治社会的“分裂”态势日益明显，这种分裂复杂呈现于蓝绿、统独、代际之间。因此，民进党也会逐步遭遇到立法院内的恶质拉布、统派的社会运动与抗争、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公众问责以及在两岸关系冷却期的内外挑战。
    台湾民主及其政党政治未能凝聚起一种必要的精英共识，未能形成一种诉诸理性和商谈的公共政治文化。国民党的反对党角色及行动一定会“高仿”民进党的既往做派，台湾继续陷入“分裂政治”而内耗不已。这种内耗尽管为民主政治所理解和容纳，但其强度与形式应是可控和有限的，台湾似乎已经超限。近期的美猪事件、冲之鸟礁事件、微调课纲废止事件已经展现出既往对抗传统与风格。
    总之，文化台独的虚妄化、新南向的虚空化和政党政治的失衡化，构成对蔡英文政府执政初期的主要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寻求合理出路，还需要观察，或者还需要民进党继续完成这份“未完成的答卷”。我们有理由审慎乐观地期待台湾的良知学者、理性政治家、温和的民众能够善用台湾的传统文化资源、宪政民主体制与公共理性文化以有效制约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寻求替代和渐独的权力欲望及社会空间里虚妄对待历史文化、自我挖根式的文化激进主义冲动，建构一种本于两岸关系、面向亚太及全球的中道政治文化形态，继续保有及扩展“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文化与政治体制优势。
    四、新朝贡论、原民史观与两岸新思维
    5·20换届之后，大陆锁定“九二共识”底线，蔡英文模糊处置，双方政治互信出现结构性断裂，进入“战略缓冲期”。缺失“九二共识”的再保证，蔡英文政府很难寻找到与大陆继续发展和平关系的宪制性支点，而岛内政治在民进党“一党独大”和本土分离主义的“政治正确”作用下，呈现出全力以赴寻求“台独”的取向。从文化台独到政治台独，两岸在“九二共识”破裂后正在进行一场政治时间的豪赌。两岸关系重新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民进党的台独取向和转型正义包含的亲日操作，正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撕裂台湾民主基础和宪制共识。台独直接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作为局部行为的台湾公投不能改变作为整体根本法的国家统一原则。亲日带来的美化殖民历史和殖民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后果必然造成对日据时代原住民及其后裔严重的情感伤害。民进党依靠选举民主优势推动的“积极台独”和所谓“转型正义”正在演绎一种“多数人暴政”，这是台湾民主的异化和遭遇的新挑战。
    为制衡台独取向及为两岸关系寻求新思维，台湾著名学者石之瑜教授近日在《联合早报》发文提出“新朝贡论”，希望以朝贡思维突破主权思维，开辟两岸新局。为反击“转型正义”单纯的去中国化及美化殖民历史的取向，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质询行政院长并要求将“大豹社反日事件”纳入转型正义，厘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界限。新朝贡对主权思维的超越性以及原民史观内含的去中、反日双重性，确实标志着台湾政治与文化精英在蔡英文时代的两岸新思维及历史观出现重构趋势。
    （一）新朝贡论的短长
    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一个中国，这是现代民族国家之主权思维的逻辑产物。大陆坚守，台湾消极以对，显示出在主权思维上的冲突。而台独直接挑战了这一原则。
    石之瑜教授追溯朝鲜、越南、琉球等与中国大陆关系变迁的事例，意图激发中国古典的朝贡思维作为两岸关系建构的新方向，这就形成了台湾国际地位的两个面孔：一边是面向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准政治实体形象；另一边是面向中国大陆的朝贡义务国形象。在国民党式微及穷尽主权思维而无解的情势下，石教授的这一“新朝贡论”可谓别具一格，开辟了两岸关系论述更新的全新的开阔地。
    这种“双面孔”理论，一方面满足了民进党对其政治定位与国际身份的想象，另一方面亦回应了大陆对台湾之政治忠诚与归属的规范性期待。不过，这种理论尚处于呼吁性阶段，还比较粗糙，而且很难为双方接受，其替代九二共识的可能性不大。
    新朝贡论不是一种成熟理论和成熟方案，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据此进一步思考如下关联性问题，为解套两岸关系凝聚智慧：
    第一，主权思维和朝贡思维是东西方各自的国际关系学，如同西医和中医，各有利弊，比如主权思维无法解决历史领土纠纷和分离主义问题，看看钓鱼岛、南海等，而朝贡思维无法解决地位平等和国际民主问题。当前国际体系以主权思维为主，朝贡式的天下范式和后主权的人权范式不可能取代之。
    第二，大陆处理港澳台问题的“一国两制”思维并非单纯的主权思维或朝贡思维，而是二者的规范性融合，但以主权思维为背景和前提，以朝贡思维为治权构造的具体原理，这种先后次序完全不同于石教授扁平化的两个面孔论。一国两制在体制安排上已然两相成全，高度灵活，本是对台方略，港澳先行先试，具体成效尚需检验。
    第三，台湾民主化受本土主义加持，大陆维持集中性政治体制造成两岸政治差异放大，二者相互冲撞导致两岸关系由单纯的统一原则下国共内战竞争问题异化为台湾族群分离和独立问题，以及台湾基于现实政治考量而托庇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式帝国朝贡体系问题，复杂性成倍增加。
    第四，大陆政治文化与体制虽与台湾民主政治有别，但亦经过了现代主权思维的严密驯化和改造，同时不断受到外部安全或领土争端事项的刺激和强化，在政治思维上无法回到旧有朝贡体系之中，无法从容激活朝贡关系，其最大政治尺度为主权唯一（面子）和治权多元（里子），国际身份灵活处理，但所有特殊安排的前提必须是作为“一”的主权得到确认和保障。甚至，大陆比台湾有着更强的主权理解与维护的意志和负担。
    第五，石教授所论仍主要立足台湾，寻求主权地位与朝贡表面义务双向落实，在联合国与天安门上两张面孔，确属新思维，但已突破一国两制底线，而且忽略了美国作为优先宗主国的政治事实，无法识别和确认作为最大前提的“一国”之真实性与存在内涵。
    第六，从国际关系现实来看，国际法的主权平等与现实政治的大国支配并存，独立与依附共在，体系性竞争自动展开，无从回避，而西方体系亦并非均质的平等原子化国家间体系，存在二元化属性，从希腊邦联、罗马帝国到近世殖民帝国再到当代美帝国，何尝不是主权为表，霸权为里？
    由此可见，石教授所论长于想象、学识和愿景，但短于对大陆政治文化之现代特质、大国政治博弈及具体制度安排的细节性聚焦。激活朝贡体系面临着中美不断升级的体系性竞争，台湾必然两相嫌怨，坐立不安，双向忠诚与独立私心矛盾夹杂，非其民主、民意、民力可予消解安顿。两岸关系何去何从，需要理论想象力，也需要历史和时运，是东西文明冲突、国际关系范式冲突和体系性力量冲突的敏感点、前哨位和拉锯平衡线。以台湾观台湾，坐井观天，一叶障目。以中国和世界观台湾，可进入一片政治思维的全新开阔地。
    石教授已尝试进入这片地域，尽管还颇为粗线条和纠结丛生难以服人。历史上，有些问题，其获得解决的意义远小于解决过程所获得的民族成熟、政治智慧与国际秩序新成果。于此，台湾就是中国现代化与传统复归双向整合性进程的一个制度与文化竞争的治理实验场，善于创新适应的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又何需怯懦回避？
    （二）原住民史观的裂变：去中？亲日？
    按照传统理解，台湾原住民史观是本土台独思潮的重要来源和基础，然而，高金素梅作为原住民政治代表提出的“大豹社事件”质询案却揭开了原住民史观去中、反日的双重属性。马英九时代曾有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叙述日据时代赛德克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历史，展示的是国民党正统的“光复史观”，这一史观维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整体性和台湾原住民的受害者正义。高金素梅完全从民间立场提出还原“大豹社事件”真相，将泰雅族反日运动纳入转型正义。
    随着国民党“光复史观”的大中国叙事的衰落，民进党及台独激进势力本以为其“台独+亲日”的立场可以大行其道。高金素梅的质询反映出台湾本土史观内部亲日与反日的两种声音，从而昭示着台湾本土史观的内部裂变。这种分化的历史基础在于：
    第一，日据时代殖民统治的同化效应，自然导致亲日派和反日派的不同历史记忆与情感特质；第二，台湾原住民在历史上遭遇过日本殖民统治和国民党威权统治，有着去中、反日的双重体验和诉求，民进党试图在历史课纲与转型正义操作上偏重“去中”，淡化“反日”甚至美化殖民历史，必然遭受反日派及其后裔的政治反弹。
    这也警示蔡英文政府，如果其文化台独策略及转型正义操作仅仅以“去中国化”作为唯一方向，将丧失原住民中相当部分族群的政治支持，其民主合法性基础将受到重创。以真正的台湾原住民立场来看，不能仅仅以日据时代的既得利益派之历史记忆与情感为基准，而需要正面厘清和确定日本殖民历史及其伤害。不过，这又是一柄双刃剑，在台日亲密关系与原住民正义之间，民进党显然会进退失据。
    高金素梅警示民进党，不要将转型正义坐实为“转盘正义”，成为赢者通吃的多数人暴政，而要尊重历史和原住民真实情感。在“去中亲日”的精英政治意识形态下，转型正义成了民进党对付国民党的“一剑封喉”策略，其重点在于尽力挖除中国因素和中国影响，但做得有些过火，惹恼了原住民中的真正受害者。日据时代，本就有亲日的既得利益者和反日的受害者之别，多数人沦为受害者。
    如今，这种历史上的政治分野重现于台湾原住民史观争执与民主政治过程。转型正义成了一件政治利器，成了台式历史虚无主义，而此次捍卫历史正义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台湾原住民。随着国民党政治式微，泛民进党体系会加速分化乃至分裂，形成岛内政治新均衡。民主化为台独提供了组织和意识形态条件，却也埋下了多元分化和新族群裂变的隐患。随着转型正义从纲领向具体操作的展开，本土派内部之亲日精英派和原住民大众派会在日本殖民历史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在大豹社领地上，到底是树立“大豹义士碑”还是“日本忠魂碑”，兹事体大。
    当然，我们亦不必高估高金素梅质询案的政治意义，这主要是台湾本土史观的内部争议，即便“反日”亦可以在单纯的台湾本土内部消化和定位，不等于就认同国民党的“光复史观”或大陆的“九二共识”。
    （三）一国两制的软硬
    主权本因反抗教权的世俗主义而兴起，经由宗教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在国际法上奠基。主权思维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建构的主导性思维，无论是否实行立宪民主，在主权问题上则有着高度一致性。主权带来了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也制造了人为的观念陷阱。确如石教授所论，主权思维限制了两岸关系建构的想象力和开阔前景。
    台湾害怕被“矮化”，害怕“一国两制”的统战效应，而竭力以本土主义史观和台独主义立场确证自身身份与政治前途。但实际上这是对一国两制的误解。一国两制是本于中国古典帝国模式、融合主权思维与朝贡思维的开放性宪制框架，其中已包含了石教授所谓的“新朝贡论”的某些政治思维要素。
    差别在于，大陆的一国两制是主权思维优先下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等量齐观、两张面孔式的松散架构。石教授也在其他文章中提及蔡英文美国“面试”类同殖民地总督述职。如果台湾来北京的述职还不及对美国的述职，此种“新朝贡论”又新意何在？
    由此，九二共识就成了大陆理解的一国两制的“一国”内核，这是严格主权思维的，是不能以朝贡思维加以消解虚化的。邓小平在对英谈判中已明确予以证明。“一国”是一国两制的硬核，“两制”是一国两制的软体。“新朝贡论”需要识别和体认这一复合化的主权逻辑，而不是简单超越主权逻辑，从而回到一国两制的建设性思路上来，才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对策价值。此外，以高金素梅为代表的台湾原住民史观如何在“反日”基础上激发出“一中”意涵，也是两岸关系发展远景的严峻挑战。
    五、转型正义的异化与台湾民主的文化危机
    两岸宪制危机与民进党推行的所谓“转型正义”之异化与去中国化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如何透过转型正义的表象而认知其实质与后果，是研究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
    转型正义是民主化与民主巩固的标准配置，涉及真相、和解、正义与未来。民主化预设了对作为转型前提的非民主政体的道德批判与政治清理，在时间意识上凸显了新旧分际。南非的转型正义与批判和清理种族主义密切相关。
    香港回归及民主化基本上没有明确的“转型正义”，而是平稳过渡，遗漏或有意遮蔽了关键性的“去殖民化”，导致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缺乏相匹配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造成国家认同与忠诚的巨大隐患。台湾民主化中的转型正义有标准模仿的倾向，但演变至今已有些变味，在民主化外衣下包含着谋求独立及反民主的长期政治垄断意图，包藏私心，矫枉过正，恐非一般民众所理解或期望的那般。
    台湾民主化不是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或暴力革命完成的，而是执政党主动自我革命及接受民主宪政框架，蒋经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被誉为“以专制结束专制”的转型领导者。
    事实上，解严及民主化固然由外部的台湾本土化民主运动刺激而加速，但其规范性依据则是1946中华民国宪法及国民党的宪政目标。国民党的训政政体主动向宪政政体的转型，是国父孙中山之“军政—训政—宪政”路线图的回归与符合，而不是决裂与创新。也因此，台湾民主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自然演进，国民党从革命党及法定执政党而一转为民主宪法下的竞争性政党之一，本应享有宪法的平等保护和政治参与的平等权利，但加速者批判性劫持了民主化全部成果并在转型正义框架下有滥用倾向。
    台湾的转型正义在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即已开展，比如纪念建筑物改名、教科书修订、台湾史论述主体化等，但似乎被民众认为不够彻底，表面文章。转型正义的正确方式与合理限度到底何在，台湾社会存在争议，也有不少民众抱持进一步的措施期待，这是蔡英文重提力推转型正义的民意判断和基础。
    蔡英文在续推转型正义之余也逐渐显露出政治报复和谋求稳固的台独基础及执政永续性的意图，有矫枉过正、危害台湾民主多元性与竞争性之嫌。蔡政府以转型正义为名，以不当党产处置和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开展内政秩序整顿，而外部则以模糊处理“九二共识”和积极寻求美国安全再担保为要旨，从而造成岛内民主政治异化及两岸关系飘忽不定。结果很可能是转型正义过度、文化优势削弱和安全保障欠缺，与台湾民主及人民福祉背向而行。
    （一）转型正义的节制美德
    转型正义是一种反建制的民主化运动，是新秩序的承担者对旧秩序权威的历史与道德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严格的清算和打压，不是复制或加码旧秩序权威的伤害模式，而是以严格的政治和解为目的，以节制性的真相确认与有限问责为边界。
    秩序转换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常态，但民主秩序的确立和人类古典时期的秩序变动有所差异。古典秩序变动，常常按照“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方式展开，是残酷和血腥的“你死我活”与“斩草除根”。
    中国古代的“赵氏孤儿”就包含了古典秩序变动的政治悲剧意涵。但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性和公开性的政治，是一种和平与法治化的政治，超越了野蛮的同态复仇和赢者通吃，以一种理性的节制美德对待新旧秩序及建立民主政治牢固的认同基础。民主内含和平、和解与相互承认的规范性因素。这种节制美德也是衡量民主化过程中转型正义的清算权力是否遭到滥用的重要标准，其严格的测试指标为：
    其一，转型正义措施是否以政治和解为直接目的；
    其二，转型正义措施是否维持了民主政治公平竞争所必要的政党结构与多元性；
    其三，转型正义措施是否包含了终结清算的具体标准和时间点。
    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并非始于蔡英文政府，也并非由民进党独立推动和完成。前已述及，国民党在法统上根植于1946宪法和国父建国教义，对宪政秉持理想性追求，而以训政法理和体制作为实现宪政的工具性安排。尽管如此，自二二八事件起，国民党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建构的训政体制下毕竟对台湾社会与人民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压迫和伤害。这种体制性伤害不能简单通过执政党的主动民主化而加以完全豁免。
    因此，1987年以来的台湾转型正义就成了执政党自我批判和作为反对派的民进党自我建制化之双向运动的过程，是合力完成的真相确认、有限问责与政治和解。转型正义的台湾经验本应当作为民主化的典范加以研究和提炼。台湾民众可能认为改名字和改教科书式的转型正义不彻底，然而在台湾公共机构和教科书中普遍取消“中正”、“中华”等文化行政措施已经触及重大的历史认同与观念革命，尺度不可谓小。
    台湾转型正义早期的节制性特征未必是缺点，反而可能是对国民党主动民主化的历史功绩与政治作为的适度肯定。但经过蔡英文政府的反复炒作和过度放大，这种转型正义的“延伸工程”很可能最终成为台湾民主的负资产。一般民众对台湾转型史的细节及国民党的实际作为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误解误判，根据自身情绪、想象及民进党舆论来确立转型正义的理想性目标。
    负责任的台湾政治精英不应简单顺应这种民意的情绪化指向，而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理性精神来做好解释和疏导，以共同团结而不是继续斗争的方式巩固台湾民主的社会基础。蔡英文政府简单利用而不是理性引导民意流向，未必在整体上对台湾民主有利。
    蔡英文政府续推转型正义主要针对国民党之党产，认为这些财产来自于不民主的体制和历史，需要加以清算归公，才可重建台湾民主政治的公平秩序。为何民进党在经历数番政党轮替及民主巩固已成共识的条件下仍然要翻炒历史的旧账，操弄民粹化的本土悲情呢？其真实目的真的是为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公平秩序吗？台湾民主政治对民进党不够公平吗？台湾民主政治对国民党真正公平吗？
    这些质疑在《不当党产处分条例》实施以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国民党内部，而成为台湾社会观察和评判民进党之转型正义正当性的共同立场。党产清理不是只有民进党在推动，国民党也一直在自我清理，只是过程与效果未必令人满意，这里存在国民党内部门阀政治的利益纠葛、自我清理的透明度不足以及财产流向存疑等问题。但客观看待历史，这些党产中何为正义何为不正义不能简单以今日的民主法治标准衡量，否则就有“溯及既往”的恶法化之嫌。
    不当党产处分由对立性且完全执政的民进党主导、以行政方式开展，很难保证公正性。民进党及台湾社会应宽待党产问题，尊重国民党自我清理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司法裁定，避免有罪推定和行政专横，以真诚和解而非穷追猛打的方式开启台湾民主新时代。政党仇恨与政治私心并不能为台湾民主加分。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过度清算式”的转型正义本身正在背离正义的轨道而演变成台湾民主政治中的“多数暴政”和新式政治专制，而且可能决定性地损害台湾民主秩序的竞争性基础与结构，有“过河拆桥”的政治不道德性。转型正义的“非正义化”是台湾民主化隐藏的一个消极性因素日益发酵的结果，即台湾的族群政治未能完成有效的文化与制度整合，而是在本土主义民主运动刺激下日益加重分裂和对峙，最终造成对国民党之“外省身份”的绝不妥协与清算到底。
    客观而言，国民党在台半个多世纪已经基本融入了台湾政治与社会，其“外省身份”与台湾身份出现了竞合性认同，而且国民党对台湾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有无可否定的历史性功绩。但民进党基于其本土民粹主义底色和过分自私的政治利益计算，试图通过转型正义操作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一剑封喉”，固然不至于从组织上废除国民党及禁止其活动，但可以通过观念及法制操作而将其弱化及分解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状态。
    国民党的进一步分裂及“小党化”符合民进党长期执政及文化台独持续扩展的最大利益，但不符合1946宪法体制、台湾民主整体活力与正义性以及两岸关系的宪制愿景，
    也将长久拖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根本福祉。事实上，台湾司法对党产管治机构的行政决定合法性及权力滥用已有警觉和裁判，但在体制权力的护航之下，民主政治的内部制衡已然失效。
    （二）文化台独的失忆症
    在九二共识僵局未破、蔡英文两岸关系答卷“继续未完成”之际，法理台独或政治台独固然可以逐步准备条件，比如任命倾向独立的大法官，通过有关去中国化的法案，等等，但直接的政治化表述或路线图不可能提出。
    “急独”对应的是大陆的“武统”，民进党不敢试水挑衅。但政府可以对民间化的“文化台独”予以放任甚至支持，以本土文化认同与建设的名义，逐步切断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共同体式的关联，为终极的公投台独打下扎实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观念基础。然而，这对于台湾的核心价值观及文化软实力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自残行为，将造成台湾文化严重的失忆症。
    台湾文化的独特吸引力不在于其本土文化，而在于秉持文化开放性而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完美结合，其人文力量与科技文明概源于此。台湾的历史与核心价值观显然不可能仅仅是自由、民主、平等这样一些普适性、通用性的价值，必然还包括中国传统所提供的礼义廉耻、诚信、友善、合作、和解等价值观。
    马英九先生在2012年总统连任胜选演讲中对台湾文化之中国属性与混合特征进行了精彩论述，表达的是“一个厚重的台湾”所承载的文明构成与系属。但民进党的“文化台独”则以一种过分窄化的孤僻本土文化观加持过分简化的民主/民粹文化形态作为文化底盘，则其对固有台湾文化的撕裂、扭曲和稀薄化的文化政治后果将日益浮现。文化台独以政治凌驾文化，将塑造出“一个单薄的台湾”。
    在政治权力的放任之下，台湾课纲改革已显示出弱化中国史观、美化殖民史观的倾向，不去认真讲述千年的中国史，反而高度重视50年的日本殖民史，弱化中国史的“主体史”地位，处理上基本不提“日殖”，反复徘徊在“日据”和“日治”之间。
    以“去殖民化”标准来看，“日殖”属于正统中国史观，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而被日本殖民之历史与事实是日本整体侵华史的一部分，不可割裂，但这种史观为大陆及早期国民党所持有，在台湾本土化及早期转型正义中逐渐模糊化。
    “日据”是偏弱版的去殖民化论述，包含日本占据台湾的非法性和纯粹事实性特征，不大承认日本殖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事实上这种表述已有中性化之嫌，对日本殖民史已然缺乏政治批判意识。“日治”则基本放弃了去殖民化的中国史观叙事，更加中性化甚至显露出对殖民统治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认同。
    在日本殖民统治问题上，历史观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中性化选项，“日治”貌似中性，其客观效果则是“去中国化”和“重新殖民化”，而这已经超出了中华民国宪法下转型正义的极限，触及了宪政体制所严格戒备的外国侵略定性与内部领土分离的底线，有着显然的“亲日去中”双重效果。将历史观颠覆与文化台独观念建构也理解为民主宪政下的转型正义，是一种概念的误用和错位，是这一概念无法承载的过重意义负担。
    当然，除非台湾决意加入日本版图，否则殖民史观就一定会与真正的台湾本土史观产生冲突，民进党借助殖民史观而对台湾本土性的补强论证就必然会遭遇台湾原住民的精神反抗，高金素梅在立法院的质询就是例证。
    绕开千年中国史并非易事，这不仅由于国民党在台统治进一步深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精神，还在于古代中国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史已经确证了主体中国对台湾的文化主权与政治主权。民进党政府企图依靠政治体制的垄断性优势而进行历史文化的切割，是在以一代人的虚妄去批判和颠覆中国大历史中数十上百代人的接力建设与积累。
    民进党企图以自身的“政治万能论”改写历史，认为当代人的政治授权足以使其任何行为合法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潘恩式政治激进主义思维，是法兰西式的广场运动激情，将对台湾的政治与文化秩序造成严重破坏。我愿意以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教诲加以提醒：文化高于政治，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共同建立和维系的秩序整体。
    文化台独是有强烈政治意愿和具体行政措施的，比如对台湾故宫文献查阅及两岸文化交流设置重重障碍。这种措施甚至是违宪违法的。台湾故宫文献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财富，也是中华民国宪法保护的、可由国民自由利用的公共财产，以行政管制加以封存或隔离不可能符合这些文献档案的历史功能与立宪目的。
    不过，国民党以当前的政治精神状态、纪律性和战斗力，自身之政治存在已然危机重重，自然难以对民进党的文化台独行政措施加以有效的政治制衡，而台湾社会之本土文化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日益盛行，对民进党此类措施只会拍手称快，很难理性反思和抗争。这种政治操作下的文化管制和蜕变，其结果就是台湾文化的自我失忆和自我单调化，台湾社会将更加撕裂，文化战争将愈发剑张弩拔，民主政治据以成立和运行的共同价值观及文化秩序前提将日益遭到激进政治的侵蚀。
    笔者深为担忧，曾经以儒家文化和民主文化之和解共融而傲视天下的台湾文化在“台独”操作下经历若干年之后，将会以何种面目示人？将有何种竞争力和东西文化的整合优势？在台湾是否还会有严肃地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世人是否还会讨论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对此文化台独的激进文化政治后果，台湾儒者李明辉先生早有警示，但深陷激情与戾气中的台湾执政党及社会大众未能与闻，反视为遗老遗言和中国紧箍咒。
    （三）特朗普的“稻草效应”
    全世界的精英都押宝在希拉里身上，因为他们与希拉里共享着精英世界观，但特朗普还是胜选了，这对日本是个意外，对台湾也是。蔡英文“拒中”的政治意志，其基础固然包括台湾本土民意，但美国的支持是关键因素。
    特朗普当选后，台湾一度找不着北，对这位民粹式总统缺乏研究和预案，更难说得上有多少亲和。但近期的“电话门”事件及特朗普事后的推特留言和对一中立场的诡异理解，让蔡英文政府看到了新的希望：美国不会撤退，不会放弃台湾，甚至可能为了对抗中国而提高台湾地位。特朗普似乎给台湾带来了“稻草效应”，使后者在日益强势的大陆政治压力及变动不居的地缘秩序格局中稍有安慰。
    笔者认为对“电话门”事件带来的稻草效应不必过分解读，特朗普也不可能为台湾提供超过既往框架的安全保护，更不会在台独这样的激进立场上支持台湾而得罪大陆：
    其一，特朗普目前属于国务学习与政策试探阶段，尚未实际履行职责，其所有承诺和表态只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特征，不可作为定论；
    其二，美国政治是分权制衡的民主宪制，而不是独裁式的君主制，特朗普的个性正在与美国体制进行磨合，其对美国关于两岸关系的平衡外交战略之理解与遵守将逐步抵消当选后早期对外交议题的不成熟认知和不专业的唐突立场；
    其三，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将导致台湾在获取美国安全保护服务中需要支付更加高昂的费用，分摊更多的共同防务支出以及成为美国过期武器的倾销地，这可能成为台湾纳税人及经济民生事业的陷阱和灾难；
    其四，特朗普总体上是反联邦党人传统下更为注重美国本土利益和民族内部事务的政治家，不是联邦党人谱系上的理想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因此对盟友体系内的道义责任将让位于更为精确的利益计算以及背叛成本的关联核算，其对台湾做出背信弃义之事严格符合其利益哲学；
    其五，特朗普美国的撤退战略基本确定，回流固本成为理性选择，帝国雄心和盟友道义成为附属品，比如退出TPP及重新思考美国有限战略资源的全球投放，这使得台湾依赖美国经济分红及新南向的“离岸”（离开对岸大陆）战略无法获得体系支撑和保障，丧失前进方向和前途；
    其六，在中美关系及其指涉的全球治理事务中，中国有足够的利益筹码换取美国的合作，台湾则必然处于边缘化地位。
    电话门只是一个偶然性的试探事件，特朗普美国必然是更不可靠的安全保护者，也因此，蔡英文政府原定的两岸关系“冷对抗”策略已经出现无法继续执行的困境，而施政纲领上承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事项又因两岸关系“走冷”而大打折扣，加之大陆等待“未完成答卷”的耐心濒临底线，以及对“电话门”事件高度警惕，未来蔡政府之内政外交困局只会进一步加深，暂时难以评估其解套方向与方式。
    六、结语：两岸关系的宪制愿景
    对两岸关系而言，“习马会”是个象征性高潮，蔡英文胜选则是个实质性低潮，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上卡壳，双方互不相让，退无可退，导致两岸关系陷入宪制危机，进入“实质停滞时代”。2016开春以来，大陆对两岸关系的政治焦虑不断加码，但也未放弃积极的期待和筹划。
    前期的平潭实验区，2016年王毅“他们的宪法”论述、十三五规划中的京台高铁方案以及中国与冈比亚、圣普的恢复建交，无不显示出大陆从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思虑与策略。遗憾的是，台湾方面疑虑极多，回应冷淡。
    蔡英文就职以来，两岸关系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我们有所期待但未曾看到蔡英文“5·20”就职演讲中对两岸关系作出积极的制度性规划，对“去中国化”进行必要的遏制，维持现状依然是其主导性政策选择。
    然而，维持现状不过是慑于现状中的大陆压力因素，而不是对中华民国宪法的政治忠诚，也不是对和平统一的精神认同。维持现状与否取决于具体政治情势和条件，因而是缺乏宪制性保障的脆弱性承诺，以拖待变。两岸关系若要真正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前进，就必须设法对“九二共识”之抽象政治原则加以具体的宪制性转化。两岸关系无法回避宪制建构，否则所有前期努力都可能在某个不利的政治历史时刻化为乌有。
    在中美关系的脆弱和局与岛内本土分离主义的强势演进之共同作用下，两岸关系很可能不进则退。对此，两岸同胞尤其是法律学者需要聚焦宪制建构议题，澄清误区和含混，寻找妥切理论方案，甚至需要激发制度想象力进行创造性设计。
    在这一思路下，“一国两制”的台湾版思考并未过时，而“宪法一中”的接力仍有其正面价值，甚至“新朝贡论”也是理性学者的心智贡献，而“李明辉警告”则以有良知文化学者的身份提示了“文化台独”的政治短视与文化代价。
    关于两岸关系的宪制定位与制度性建构，仅仅停留于“九二共识”显然是不行的。蔡英文以维持现状模糊消解九二共识固然是两岸关系的倒退标志，需要严厉针对，而另外一种“维持现状”可能就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无所作为，只享受经济优惠，不承担宪制建构义务，不推动九二共识的具体制度化。
    以此衡量，马英九先生在2012年竞选连任以来倒是对两岸关系的宪制沟通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性探讨，尽管囿于政治情势无法推展，但对于未来两岸之宪制定位与建构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关系亟需积极、正面、实在的宪制性关系建构与制度框架想象，而不能在政策行话和利益诱导的低位长期徘徊。
    马英九先生在2012年就职演说和后续的国际比较法协会研讨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但也富于争议性和开放性的论述，其要点如下：
    （1）“一中各表”的具体化，明确表述为“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2）从操作模式上思考两岸统一问题并提议借鉴两德统一模式，
    引出了两岸统一的具体宪政框架问题；
    （3）文化构成上的优越性宣言与隐在的文化继承权诉求；
    （4）两岸议题结构上开始逐步修正“经热政冷”的格局，适当提升政治议题的地位。
    在这个表述版本中，“一国两区” 是一个试图取代大陆版的“一国两制”模式的未完全理论化与建制化的框架。如何填充这一框架呢？马英九先生对两德统一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两德模式相对两制模式更不可取，是国与国之间的模式，且预设了台湾政制优越性，而一国两制模式中的部分合理的经验要素实际上更有研讨和借鉴的价值，特别是该种模式中的“一个主权，多个治理体系”的宪政框架，既不是单一制，也不是联邦制，而是带有一定的古典帝国模式的现代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初级建构模式。
    不妨将“一国两区”的平等融合的诉求与“一国两制”的弹性化的处理并合起来，称之为“一国两区两制”。其中的“一国”不是具体国号或政府意义上的，而是宪法主权意义上的，可以具体解释为“中国”，其唯一正当的主体是“中国人民”。
    “两区”只是对两岸政府治权状态的一种事实性描述，因为对于双方的宪法文本与宪法学理而言，无论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其代表中国人民所行使的宪法权力在法理上均及于中国全境而绝不限于台湾地区或大陆地区。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区分事实状态和规范状态，前者指向治权，与实际统治有关，后者指向主权，与原始政治主体及其政治意志有关。在此意义上，马英九先生试图悬隔主权、以治权解释或置换主权的论述就存在比较严重的宪法学理瑕疵了，也会对政治实践产生不利影响。
    “两制”是指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并行不悖，其具体前途与融合程度留待未来的世代与实践予以解决，在此之前，两岸作为一个主权之下的两个治理体系可以在宪政安排上进行一定的制度区隔，而不必罔顾实际的政治差异而追求激进的政治一体化（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社会主义化）。“一个主权、多个治理体系”可以成为两岸统一之后普遍描述整体中国框架内的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政模式。
    当然，从经验上讲，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凝聚需要在承认个体自由和地区性治理体系之治理权的基础上不断生产出属于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共同生活经验和历史命运休戚感，即不断生产出共同体宪政统一所依赖的政治公共性，从而不断激活更加丰厚的民族文化价值，巩固宪政统一。这是自由与秩序、分立与融合的辩证法。这种政治公共性的生产可以体现在以下相关维度：
    （1）对外层面：通过共同的国家维权巩固共同体利益，比如两岸联合进行钓鱼岛或南海维权，这是一个界定他者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
    （2）对内政治层面：不断供给制度安排来落实各治理体系及其人民对中央事务的参与权，通过政治参与实践实现人民的自我立法，巩固政治团结；
    （3）对内社会文化层面：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安排促进各治理体系的平等交流与竞争，使共同体文化具有活力，并能够滋养共同体本身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和内部张力。
    总之，蔡英文当选固然体现了台湾民主的巩固效果，增加了民主政治的魅力光环，但选举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过程化治理才是考验民主智慧与政治家心智的实质性场域。转型正义虽有历史民意的合理性基础，但以掩护文化台独和谋求永续执政为实质动机，已经背离了这一民主化标准动作的初衷和正义性，演变成台湾民主政治“多数暴政”的恶的先例。
    转型正义应包含而不是取消对待日本的“去殖民化”以及客观承认国民党的转型功绩，激发民主政治的节制美德与精英引导民众的责任伦理。文化台独意旨下的去中国化造成台湾文化的自我矮化和自我单调化，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隔断了其与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纽带，其前途必然是一种毫无影响力和前景的“孤岛文化”。
    特朗普美国不是台湾的新福音，而是台湾寻求美国安全保护上的“经济灾难”以及中美地缘及全球博弈的分水岭。特朗普以其商人性格和本土主义优先的治国策略，只能是台湾孤独迷茫挣扎中的一根稻草，而稻草终究是稻草，绝非救命缰绳，更非天堂引路人。
    在中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中，台独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不认同与不合作，朝着海洋寻求安全保护与独立前景，是一种政治逃逸，但很难成功，反而会因其在民主价值掩护下的孤独孤傲付出重大代价。台湾的面朝大海，带来的不是春暖花开，而是飘零无依，其最终命运指向不是逃逸，而是“回头是岸”。两岸关系上如何措置调整以回暖，是蔡英文2017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