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伟：薄案中的政商套利模式

    薄熙来案长达五天的庭审调查和微博直播，以一种“口述史”的方式还原了薄熙来所涉案由的来龙去脉。法庭调查和辩论的目标，旨在对法律事实和罪责做出判定。而此次以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庭审，不仅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施，也可为反腐倡廉提供珍贵的教材。
    官商关系即为其中的重要一章。
    从庭审纪录，可以清晰地看到薄熙来官商活动的双重世界。一条明线是公共领域，从大连市长、书记，到辽宁省长、商务部长，直至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手握重器日理万机，俨然是经济机器运转须臾不可离开的中枢，而豪商们拱卫四周，进退如仪。另一条暗线是私人领域，身为领导夫人的薄谷开来呼风唤雨，以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为代表的商人鞍前马后，从购买国际机票到购买法国豪宅，有求必应。
    在薄熙来所在的公域，一个批示，乃至一种默许，都能直接转化为淘金机会。唐肖林担任总经理的大连国际公司与深圳办事处的合并，获地再获合建权，可以激活一座升值潜力无限的大厦，进而使唐获得200元现金回报；24个汽车进口配额，转手又是数百万元的收入。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提及的涉密场所工程，余额500万元转入薄谷开来的手下，其账目可长达十数年神鬼不知。至于徐明，更是受到了薄熙来的不断加持：足球队的转手需市长审批，而这意味着巨大的无形资产，大石化项目更是牵涉数百亿元的投资。
    在薄谷开来统率的私域，则是另一派风光，保险箱、私人飞机旅行、法国别墅、英国管家，都来源于无对价的馈赠。不过有趣的是，尽管薄熙来似乎对薄谷开来的私域世界，包括经济状况、财务支出不闻不问，薄谷开来对于薄熙来所在的公域却影响甚巨，无论是大连的直升飞球，还是重庆的公安事务，甚至是王立军出逃后的多次高层会商，薄谷开来都现身其中，大有主张，如同自己家中一般。
    在公域与私域之间套利的是以徐明为首的商人们。他们在公域无孔不入，在私域倾心输诚，乖巧机智，踏雪无痕：尼斯房产的蒙太奇计划，经过信托贷款、代持等层层安排，洗掉了薄谷开来的户头，王正刚的500万款项也是透过另一个“白手套”赵东平落入薄谷开来手中。庭审记录显示，徐明与薄熙来在私域比较重要的交汇为两次：一是2002年在薄家中，薄谷开来在家中与徐明研讨尼斯别墅时，薄回到家中“偶遇”；二是2004年徐明到商务部见薄，有停车场上的交心之语，但这一幕薄熙来在庭上又矢口否认。按他的说法：“徐明对我儿子留学的资助，我失察少教，难辞其咎，我有责任，作为父亲，子不教父之过，我对他受助的机票、住宿等等不知情。徐明和谷开来尼斯房产的事，我现在也不知晓，我对该房产概不知情。”
    薄熙来、薄谷开来、徐明的三角模式，在表面上降低了法律风险，也使薄熙来一家在贪腐陷井中愈陷愈深。法庭之上，在公诉人列举大量证言、书证后，薄熙来仍试图靠这种形式上的“隔离术”，把薄谷开来与自己区分开来：在私域，徐明是薄谷开来的密友，无论是慷慨赠金还是代持房产，薄都可以一无所知——即便徐明经常出入薄家，也不妨碍薄视其为路人，“没有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在公域，薄熙来虽对徐明开过一路绿灯，却少见权钱直接交易的痕迹。潜规则正是在这一情境下展现出来的。
    当然，自欺欺人的“公私分明”显悖人情，也无法逃脱法律责任。如公诉人在其公诉意见中所说，薄熙来与薄谷开来的夫妻关系决定了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丈夫利用权力为请托人办事，妻子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共同受贿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不论薄熙来对薄谷开来收受财物的认识是概括的还是具体的、是事前明知还是事后知情，都不影响其与薄谷开来构成共同受贿犯罪。
    在法庭上面对证人时，薄熙来很喜欢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步步追问，证明自己对相关贪贿行为细节不察，只要不知道家人所获财物的具体情节就可摆脱法律干系。按照法学专家的分析，循过往中国司法实践的判例，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其家属收受了他人财物，就以受贿罪的共犯来处理。
    此次薄案的公开审判，在推进法治进程的过程中，也为反腐大业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在官商关系层面，为打破上述套利模式，既要坚持法治，有腐必治，“刑可上大夫”，更要在治本的层面建立严谨的防腐制度安排，其中，在官员的权力制衡、亲属回避和财产公开等方面，都可进行较细致的制度设计，从而掐断涌向官员的黑金暗流。正是在在这个意义上，可将薄案的公开审理的“庭审记录”，视为反腐的公开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