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政治语言的文明转向

    政治语言是一种公共语言，是一国政治文明程度的根本标志之一。就像风俗、习惯、法律出自一个民族的历史脉络一样，政治语言亦然。20世纪是中国的革命世纪，革命有诸多面向，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但最激烈的还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一大要害在于政治语言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一切能够表征中国古典文明核心特征的人物、义理、辞章、道德、庙宇、祠堂皆在“反封建”的名义下成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惨遭屠戮，但精神不死。
    文化革命之风并非始于“文革”，后者只是整个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巅峰而已。在中国近代费正清式的“刺激—反应”过程中，知识精英面对内忧外患日益激进化，将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推给涵养中国文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1905年废除科举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意味着阶层流动机制的制度性丧失从而人为制造大量有知识的“革命者”，而且取消了“四书五经”在中国政治文化领域的核心地位，致使中国政治精神出现巨大断裂。如果说废除科举制是“破”，则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立”，“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新文化的核心标志。五四运动的正当基础是民族主义和富强伦理，心智来源是知识分子进行的中西文化对比，两位“先生”就是这一比较研究的结果。然而，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不会想到，无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德先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赛先生”，都只是西方现代性的技术原则，作为现代性之来源与基础的“古典性”则处于中国人的观察视野之外。
    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种关于中国文化的青春精神和底层精神开始崛起，边缘群体开始中心化，逐步取代上层新旧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和社会领导权。由于辛亥初期民国民主政治与军阀割据混杂，国家四分五裂，文化亦莫衷一是，以至于当时世界上活跃的思潮在中国都有代理人，都可成为选项。传统文化已成革命对象，不再具有价值统摄力，而新文化尚处于探索和形成之中。
    五四的文化激进遗产逐步被共产党革命文化所吸收和改造。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又是一个转折点，文化生产的基本规范进一步底层化和大众化，以“民主化”为正当性表皮。相应的，中国的乡土革命文学开始兴盛，中国传统文化秩序遭遇结构性颠覆。在整体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政治语言沿着青春化、底层化、民粹化方向快速进展，直到“造反有理”。而国民党文化恰恰具有某种老年化、上层化和贵族化倾向。因此，国共对峙除了政治意义之外，还具有文化领导权意义，国民党由此失去农村和基层社会实属必然。
    土地革命这一概念具有极强的文化革命内涵。土地产权秩序与生产秩序不仅仅具有经济学和法律学意义，还具有基层社会结构与道德规范的意义。翻动土地秩序的阶级斗争力量同样构成了文化革命的重要历史基础。  
    当传统文化秩序被革命颠覆之后，就形式而言，文化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似乎获得了结构性提升，但这是以文化的空洞化和激进化为前提和代价的。革命易于凭借武力在短期内造就一个新政权，形成强大无比的国家机器，但无法同期制造出具有文明属性、流传久远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历史实践概念，是历史长期演进、积淀、交流互动的产物。因此，革命的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是不相称的，政治是因应具体时空问题的对策机制，而文化则是超越政治的民族性存在。文革所面对的正是政治遗产与文化遗产的落差，对人性自私与基层传统文化之顽固表现出某种不安。然而，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也不是每次都灵验，当它们被运用于反抗侵略和反抗上层社会时或可奏效，但若被真正用于群众内心的“自我革命”，所遭受之反弹与抵制力量会空前强大。继续革命的悲剧意蕴在于，革命本应当是社会创新的有限目标，当其超越界限与人性及文化为敌时，革命自身也会遭到消解。文化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革命文化始终只是文化之岐出，而文化在本质上则应成为革命的减速器和安慰剂。  
    在革命文化短暂的兴盛期，中国的政治语言从概念到规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政治语言被造神运动浓缩为“红宝书”时，五四文化的遗产利用走向了其反面，政治领域有意义的民主程序与科学理性均已不复存在。领袖、口号、政策、运动，就是一切。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还不时从历史深处发出令今人战栗的幽怨。在失去文化保护的背景下，传统权利一一失守，这一后果至今未能完全消除，否则就不会出现河南平坟运动和安庆强制火葬事件。  
    因此，革命在取得其必要政治成就时应对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保持某种敬畏，不应长久流恋于既往革命过程的暴力美学与胜利者心理，做“继续革命”之迷梦。正道本应是革命之后的华丽转身，通过立宪建国和文化修复建构一种连续的大历史观和文化新秩序，以文化保守性克制和消磨革命激进性与破坏性。这在理论上被称为“革命的反革命”，而继续革命论背离了这一革命的辩证法。只是，中国的这一后革命的“文明转向”晚了四分之一世纪，其过程饱尝了“继续革命”之害。      
    通常认为改革是另一场革命，但其要害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另一场”，在于指向一种后革命的“文明转向”。只是这一转向在最初并非十分明确，因为改革的最初任务并非文化修复，而是经济修复。如此则又延搁了大致四分之一世纪，直到“和谐社会”与“中国梦”的政治自觉。  
    近十年中国政治语言的一个明确走向是承受革命政治遗产的执政党开始深度“中国化”，淡化马列主义的教义语言，弱化底层文化的高位体验，逐步与传统文化和解，重建基于中国文明的公共政治语言，展现其典雅性和论理性的正面形象，其标志为：第一，在政治上明确支持儒家文化的研究与复兴，将之纳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梦”范畴；第二，重要的国事活动与国际场合，主要领导人频频援引中国古典概念和语句，有效改变了中国政治语言的“低文明”劣势；第三，孔子学院与中国文化战略走出去的宏观设计，具体成效与机制可以再讨论，但战略方向是正确的；第四，允许社会领域出现各种儒家书院、儒生结社、文化维权与竞取基层社会文化领导权等，以因应中国基层社会文化信仰空洞化之后基督教的强势渗透与挑战。    
    不过，这一政治语言的“文明转向”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第一，革命文化带来的“语言污染”现象尽管扎根不深，但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完全消除，意识形态的复杂拉锯依然存在；第二，政治层面的文化和解与复归尚处于寻章摘句式的“辞章美学”阶段，还没有达到真正根植中国文明机理的“义理哲学”阶段，这一跃迁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自觉与艰苦学理努力；第三，中国文化整体上仍然处于西方的“文明—野蛮”分类框架中，在西方文化优势、普适价值、简式程序主义与人权主义风靡全球之际，如何平衡好文明古典性与简式现代性是一大挑战，但总目标应当是建设一个“文雅而自由”
    的现代中国。      
    （本文原载《新产经》2014年第7期，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