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中：司法改革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我认为司法改革的成败，以及司法改革推进的程度，归根结底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的。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包含党的体系，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体系和能力，因此党的执政现代化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引言：司法改革启动至今，有关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备受学界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改革从“推进”到深化，体现了党和国家寄予司法体制改革的厚望和信念。
    司法改革的成败关键在哪儿？如何厘清党的领导与司法现代化的关系？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
    《人民法治》：当下，中国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对于司法改革，您认为目前有哪些难题与困境？
    陈光中：司法改革涉及两个层面问题：一个层面是司法体制，所谓体制指司法机构的设置、性质、职权、在国家机构的地位，以及有关司法人员的组成这样一些相对宏观方面的体系。另一个是司法机制，主要指技术层面（运作层面）上的问题，即某些具体的规则、制度。比如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到的推进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设立巡回法庭就是体制改革问题；扩大法律援助，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机制问题。
    司法体制与司法机制相结合就构成了司法制度，整个司法制度应该包含上述两个层面，我们所讲的司法改革也应该是这两个层面的改革。十六大、十七大以后这十年，我们的司法改革，总的来说是局限在机制上的改革，涉及体制方面的基本没有，换句话说，司法改革尚未涉及更高层面。
    《人民法治》：您刚才谈到司法改革体制运作是更深层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说司法改革的核心就是司法体制改革？
    陈光中：司法体制改革应该说具有顶层设计，机制方面不属于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要触及体制。
    《人民法治》：所谓的“检察独立”“审判独立”是不是顶层设计？
    陈光中：应该说这是体制方面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是核心问题之一。我认为某种意义上说，司法改革可以以“司法机关要不要独立，独立的程度”为标志来衡量。
    《人民法治》：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如何破解行政干预司法这一顽疾？
    陈光中：法律明文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政府介入就违反宪法。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党委、政法委与案件的关系，四中全会《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助于保障审判检察独立的新举措，特别是在防止党政机关领导人干预案件上作出了留痕、追责的规定是符合司法规律的。但党委政法委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过问，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作出限制范围的规定，只是说党政机关和领导人不得让司法机关干违反法定职责的事，有碍司法公正的事。
    我个人认为，既然现在允许党委政法委及其领导过问案件，那么就要规范“如何过问”，不规范就难以落实司法机关独立审判了。结合两次中央全会来看，要扩大法官、检察官的独立办案权，倘若在现实中案件的办理依然受党政直接干预怎么行呢？
    如何规范？我个人认为有三条：第一，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是政策方针组织上的领导，过问案件只限于个别，最好要规定个范围，譬如具有全省、全国影响的案件，范围要尽量限制于个别案件。
    第二，协调案件不能具体协调证据事实。证据事实应当由法官遵循直接言词原则来判断。过去冤假错案大多都是因证据事实上的认定造成的，协调证据事实往往会出问题。政法委有个文件要求不能协调案件证据事实。
    第三，既然你要干预，要过问，那么就要权责相当。既然你过问了这个案件，不管是你个人过问，还是以组织名义协调，你都要对这个案件的公正问题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事后发生案件不公，或者甚至出现冤假错案，你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为此要建立领导人干预具体案件的通报、记录，比如通话记录，批示的存档记录，协调会议记录，等等，以此明示对相关案件的协调结果负责。
    《人民法治》：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会对这一问题有所推动吗？如何让行政领导在法治框架内活动？
    陈光中：行政诉讼主要涉及行政机关当被告，行政领导不仅不得干涉，而且还要积极配合，亲自出庭当被告。宪法明确规定，任何行政领导不得对案件进行干预。关于党的领导这一块，决定只是强调不能帮倒忙，不能有碍于司法公正，如果有碍于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可以抵制。什么才算“有碍”？面对具体案件个人很难一时作出判断，我能不听领导的吗？不过，对于那些明显的违法问题，比如说这个案件法律规定不能判死刑，你非要坚持判死刑，这种情况很少。
    所以说，法治中国的建设必然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应当是法治型政党，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以身作则带动全民守法。
    《人民法治》：当下的法治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中国司法现代化来说，继承与创新是其永恒主题。在您看来，该如何处理司法改革与司法传统的关系？
    陈光中：优秀司法传统应当创新地传承。把传承和现代化结合起来。改革就是对现实的改变，司法改革就要对现实有所变化，有所突破。“现代化”这几个字要好好琢磨。
    我认为司法改革的成败，以及司法改革推进的程度，归根结底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的。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包含党的体系，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体系和能力，因此党的执政现代化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要坚持的就两条：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关键问题，不坚持这两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的民主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人民权利还有很多充实的空间，即便是落实宪法，我们也还有继续落实的空间。宪法里人民的权利怎么更好地得到保障？大家都很拥护在司法范围内提出的要进一步保障人权，但是其他权利也要进一步考虑落实，总的意思就是说政治改革，政治体制的现代化不推进，即使司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但因为推行的笼子比较小，改革推行的空间就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