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大学教师应该讲什么

    前不久，一家地方报纸通过记者“暗访”的方式调查大学教师在讲台上的言说，然后就抛出了“大学教师应该讲什么”的话题。据说，该报的记者偷偷地旁听了一百个大学课堂，发现许多教师——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都在课堂上“说中国坏话”，“骂中国社会”，或者把中国的问题作为“反面案例”。该报编辑部在致全国高校老师的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中，指出此类言论与爱国主义相悖，对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形成价值观上的误导，呼吁全国高校老师不要抹黑中国。
    我也是大学教师，自认为是一名比较好的大学教师。我不知道全国的大学教师都在课堂上讲什么，但我感觉这样的指责似有偏颇。我是研究证据法学的，因此在面对一项事实主张时便习惯地要查看证据。该编辑部的说法也是一项事实主张，即很多大学教师都在“说中国坏话”或者“骂中国社会”，而且其宣称以一百个大学课堂为依据，但可惜没有披露具体内容。这就好像在司法调查中，一方声称有一百个证据，但是不提供这些证据的具体内容。这样的事实主张是不能被支持的，或者说，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不是新闻调查的专家，但我相信新闻调查的结论也需要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撑。
    大学教师应该讲什么？毫无疑问，大学教师在课堂上的主要任务是讲授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也会讲到——包括批判性讲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师，因为这往往就是其研究的基本内容。例如，我主持过刑事错案问题研究，因此常在课堂上讲述中国的错案问题，还专门讲过“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我一直关注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因此也在课堂上讲过中国腐败问题的现状。诚然，这些内容都是负面的，但是能说我在“说中国坏话”吗？其实，我不仅给大学生讲这些问题，还曾经多次给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讲过这些问题。
    难道大学教师只能在课堂上用美丽的语言去“粉饰太平”或“高唱赞歌”吗？难道大学教师只能在课堂上讲那些连自己都不信的“套话”和“官话”吗？倘若大学课堂变成这样的场所，那中国就不再有真正的大学！因为，大学的根基就在于追求真理，就在于思想独立，就在于言说自由。诚然，大学教师的言说自由是有限度的。教师不能在讲台上教唆犯罪和宣扬暴恐，更不能鼓动分裂国家和颠覆政权。
    该编辑部的公开信还提出，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批评社会和国家，将对未踏上社会的大学生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引导，让他们对社会失望。我以为，大学生不同于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也不同于激情逆反的中学生。他们或她们已然成年，享有多元开放的信息来源，完全有能力对教师的言说作出自己的评判。我建议，在讲授常规性科学知识以外，小学教师最好多讲些童话，中国的抑或外国的；中学教师最好多讲些神话，精神的抑或物质的；而大学教师最好多讲些真话，好听的抑或难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