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建构变动秩序下的大国安全体系

    2020年初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自二战以来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从国际因素看，战后主要国家和地区依靠条约体系建立均势体制的基础从国际法普遍公理被迫转化为疫情下生存博弈而出现的具体情境考量，对我国的外部形势构成了挑战；从国内因素看，疫情加剧了治理风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次生伤害，对于我们既定的历史进程与议题构成了一定干扰。然而，越是在国家总体安全受到侵扰的时候，我们越应该清醒进行长时段的形势判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要透过各种具体局部的偶然因素和变量看到长时段历史所形成的趋势、方向和远景，“不畏浮云遮望眼”，要看到“变化”本身是“不变”的趋势的组成部分，从而运用包括法律在内的有效手段，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在变局里构建大国的安全体系，确保我们的历史中心任务顺利完成并继往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应对变动秩序的安全体系是脆弱的，没有安全体系控制的变动则根本上是无序的。
    从长时段、大历史观的形势判断上来看，这次疫情对我们国家安全体系的冲击具有某种必然性，但也改变不了历史的基本走势。我们可以对当下国家的总体安全做出三个基本面的形势判断：
    第一，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具有根本战略地位，要善于运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减损疫情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这个影响在国际上表现为，中国大国抗疫的阶段性胜利所展现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会加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体系之间的紧张，中国在抗疫中展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无差别性原则，或者说平等主义的人道主义，有可能为世界秩序建立新的道义基础，形成基于团结、仁爱的无差别政治，从而主导相应国际话语和国际规则，消解西方自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来基于斗争、实力而形成秩序的差异政治，这是确保我们在国际上巩固政治安全与制度安全的根本。因此，我们要积极推动中国的道义人权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入国际法律话语、规则与实践体系，在全球防疫中更加有所作为，担负起大国建构正义秩序基础的责任；疫情对政治安全的国内影响则表现为，防疫对于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正确处理道义与功利，必要性与合法性关系的考验，这些都与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有紧密关系。防疫一方面坚持举国救援，实施无差别人道主义救助，展现出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道义理念，另一方面由于应对疫情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基于有效控制疫情的需要，又不得不在手段上导入限制权利、强制行使公权力的因素。依法治国原则下法律保留、法律优位等合法性原则也会遭遇应急、应变等必要性考量，西方自罗马法时代“法的悬置”制度开创例外政治以来，自中世纪浓缩为“必要性可以取消法律”的格言，在今天中国将政治安全与制度安全建立在依法治国背景下，需要我们有很多智慧来消解必要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张力，尤其是抓紧制定《紧急状态法》，通过法律明确紧急状态的条件、类型、程序、公权力行使方式及边界、公民权利限制或部分法律条款中止的条件、紧急状态下的公共管制、服务、补偿、救济等基本内容，确保国家大局稳定。
    第二，确保经济安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全过程，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防范和抵御重大风险，疫情会冲击经济安全，但不会改变整体平稳趋势，这其中要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成果，形成政府与市场的清晰边界，形成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在法律安排下的互补互利与相得益彰。坚持独立自主完整的经济主权和实体工业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并不断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融入世界产业格局，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通过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和强大产能，运用法律手段严格规制经济的“脱实向虚”，防止各种经济泡沐，并为各种新业态提供生长和动力机制，这是“强身健体”之本，也是维护安全，抵御各种经济病毒的有力武器。疫情爆发对于中国的产业链、出口、消费、劳务、服务等形成了冲击，但我们也要看到正是经济体质的健康与强大，才能为抗击疫情提供强大产能，确保经济主权不受冲击，正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充分发挥正确的政府作用，才避免了疫情下的市场失灵与社会失灵，确保经济对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供给保障作用。实体经济与要素市场的充分结合为疫情过后形成新的资源配置、产业形式、市场模式都提供了巨大潜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历史成就，也需要进一步寻找法治政府建设新动能来巩固、提升。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以规范行政权为核心的传统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政府与市场边界，在本次防疫中可以看到，市场供给、配置与政府动员、调控相结合，产生出抗疫的强大中国力量，而法律在其中是根本保障；另一方面，2020年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之年，我们要思考如何寻找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动能，而为新经济业态提供制度引擎，通过政府的法律行为为各种市场要素结合、配置提供一个稳定的服务环境，并建立风险预防意识抑制市场泡沐，应该成为新的原则，法治政府建设兼顾“合法行权”与“良好服务”将为巩固中国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安全的新方向。
    第三，科学技术安全日益成为提升国家总体安全的积极增量，也成为加剧复杂社会无秩序运行的变量，这由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所内在驱动，与全球化时代第二现代性背景下风险社会来临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世界上大国崛起和弯道超车的重要契机。中国当下也处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革命时代，因此要增进国家的整体安全，必然要注重科技品质，提升科技含量，充分发挥科技的潜力。同时科技成果对社会生活深度与广度的数量级影响指数，以及开发和转化利用过程本身的不确定性，也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在变量。这次疫情告诉我们，要加快制定以《生物安全法》为代表的技术安全法律，确保源头预防风险，同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剩余风险”原则，因为未知无法根除风险或基于利益考量需要容忍部分技术风险的时候，法律要建立起国民“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责任伦理和风险分配正义，在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方面进一步打破既有制度的藩篱。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形势判断，我们既要对本次疫情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的整体安全抱持信心，也必须以此为契机深入思考确保国家总体安全的法治建设，并形成一些新的战略判断。第一，法治建设要学会与相对性和差异化共存。法治是标尺，但追求的是动态平衡与相对统一。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一个在各种变量和互动关系中保持确定性与稳定性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供给离开法律的统一、稳定、公开、公平无法获得，但也看到在国内外利益格局复杂，价值观念多元，生活方式迥异的背景下法治建设本身不能绝对的整齐划一。法治是确保世界在信念相左的情况下行动一致的根本稳定性力量，因此它本身是有弹性，是保持反思理性的。第二，法治建设要学会处理非常规和超常规问题，要培养处理非常规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法治追求常态与规范，但社会发展往往以超常规的突变方式进行，甚至是在若干连续突变中才能保持稳定的趋势。21世纪的国家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的非常规思维和超常规思维之上，经济发展、技术革新、公共治理往往都需要挑战既有范式，革新传统做法，淘汰既往成规，我们的法律不能仅仅发挥保守的力量，也需要学会在不确定、路径锁定、范式僵化的条件下进行制度创新，通过法律发挥回应乃至引领的功能。这次疫情所面对的国家安全维护所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依法治国处理常规问题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能力还不足以应对复杂性与变异性问题，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合理平衡各种利益，如何坚持应激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如何超常规解决例外状态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将抽象原则与具体决断进行合理诠释、对应和结合，我们的法治能力还需要有更多的提升。例如，在应对疫情的行政组织法设计中，如何通过法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治理框架，确保沟通、协调、合作乃至培育各自裁量应变的反思理性，这需要我们突破传统古典行政组织法所预设的行层级行政要求，实现法律对地方政府临机决断与中央政府有效调控有机结合的保障。第三，法治建设要兼顾国内和国际，当下需要增强运用法律进行涉外交往、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能力，通过法律实践和制度输出传播中国价值观，有力维护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在应对全球疫情的挑战中，要运用法律回应无礼挑衅，要将争议转化为法律技术和程序在世界公共理性平台上运用规则加以解决，同时要逐步将中国抗击疫情背后治理国家的价值观、经验和技术通过法律实践沉淀为国际惯例和规则。
    作者简介：王旭，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20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