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顺：父母晚退休，不如子女早上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曾多次明确，今年将拿出延迟退休政策方案。方案将尽可能地汇集民智，凝聚共识。在公开方案的基础上，增加广泛听取意见的程序安排，这种做法值得肯定。或许是作为对这种政策安排的先期解读吧，上周，人社部官网连续3天转载了12篇文章，文章主题均聚焦延迟退休，认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正确选择”，提出了“先女后男”和“兼顾特殊”的政策建议，并强调“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影响有限”，还建议提高延迟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
    密集转载发布解读文章，可能意在增信释疑，为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铺垫。然而，一边倒的“权威专家谈延退必要性”，反而可能损信增疑。比如说，为强调对青年就业影响有限，相关专家给出的解释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是绝对的一对一关系。实际情况是，儿子可能看不上老子干的活儿，青年的就业机会主要还是决定于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年轻人更愿意去的岗位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业。这种解释就很难服众。
    有些道理，在主管部门及专家们看来似乎是明摆着的，但是，要让广大公民理解，得到其支持，就需要掰开了、揉碎了，耐心作说明，切实承担起说明理由的责任。退休的问题毕竟是人生中屈指可数的几件大事之一，也难怪人们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持续的、超乎寻常的关心。更何况，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因为平均退休年龄较低，进入了少子老龄化社会，可以为养老金卸下重担，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延迟退休政策的必要性支持。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真正让人们了解、理解、信服。
    其实，让父母晚退休，不如让子女早上岗。这个道理是不应当被政策制定者所忽略的。无论子女是否看得上父母的岗位，从全国范围来看，传统产业也好，新兴产业也罢，都是需要正常新陈代谢的。延迟退休不仅会影响就业，而且还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如果既有岗位上的人员延退，则会导致如下困境：其一，原定上岗人员无岗可上，结果是闲置待岗，或者与既有在岗人员重叠上岗；其二，预期晋升的人员无职位可升，士气难免受到影响；其三，原本可退的人延退，体力脑力大不如前，可能影响工作效率和品质；其四，延退甚至将会严重影响公民展开丰富多彩、魅力无限的老年生活。如果说前三点都可能形成人浮于事、成本增加、效率低下等对局部工作影响的话，那么，第四点则是对公民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幸福生活的影响。不要仅盯着为养老金卸下重担，而要拓宽视野，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利益衡量。要充分认识到，如果每个公民在退休后都能够尽享退下工作岗位后的成就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或者以前由于工作缠身想做而未能做的事情，让生活真正富裕、充实和悠闲，而年轻人获得更多展示自己、实现理想的机会和空间，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是幸福的，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亦是莫大收益。
    要使“对青年就业影响有限”的命题成立，应当以扎实的数据分析作为支撑，并且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一种政策也不能例外，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所以，论证一种政策的必要性，亦应当论证其不必要性；论证政策的可行性，还要论证其不可行性。只有在充分论证和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得出必要性大于不必要性，可行性大于不可行性的结论时，该政策才应当被付诸实施，并且，实施后评估制度也不能落下。
    作者简介：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16年8月3日第七版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