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人权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张永和人权概念源自西方，其最早的理论框架是由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建立。它是时代的产物，以绝对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并将人权概念理解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种狭隘的理解与西方人权观念的产生有关。比如，被视作“第一部人权文件”的英国《大宪章》，又名“贵族纲领”，这是一份宪法性文件，是英国25位庄园领主因害怕自己的权利受到国王侵犯而提出的请求。被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全文没有任何关于黑人和印第安人人权的文字。可以说，这种人权理解体现出的是阶级性特征，这是西方政治哲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特质。正因于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对资产阶级人权持批判态度，更是对资产阶级法律毫不隐晦地保护这种“阶级人权”进行批判。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年2月25日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学习中指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这是对人权文明发展逻辑的最好阐释。
人权作为舶来品，中国人民对它的认知和把握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不过，中国共产党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中国人权走出的是一条适合本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坚持各项权利均衡发展的道路。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人作为“类”存在，中西方人权使用的是共同的权利概念。站在自我关怀的角度而言，中西方的人权观念并没有本质区别。
但非常遗憾的是，在人权实践中，中西方人权观念存在差异。西方主流人权理论认为人权是“消极权利”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这样的人权观存在天生缺陷。中国则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也同样重要。没有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其他的权利都会一风吹。
设想一下，如果在伦敦郊区兰尼米德与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不是领主，而是在领地里的农奴，那么《大宪章》的内容一定不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主持《独立宣言》的不是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农场主，而是农场中的奴隶，那么美国《独立宣言》将是另外一番修辞。
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存在伴随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时期，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人民性。习近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体现出中国人权理念中的人民性本质。人民性是中国人权理论最具标识的精神内核。人民性是为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而提出的。近年来，中国提出理论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可触摸的广泛充分、真实具体和有效管用的政治权利，说明了中国人权理念的人民性不是空泛的、玄虚的概念。
人民性还有一则重要内容是人民是否真正过上了幸福生活。在中国，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首先解决的是贫困问题，特别是“绝对贫困问题”。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权事业进步的最大意义就是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使人权事业惠及每个中国人。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其他权利的基础。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人权问题需要逐步予以解决。在经过一次次对人权的探索和失败后，中国发现只有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才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正道。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的权利都是无本之木。所以，中国确定“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之后，中国政府通过脚踏实地地减贫、脱贫，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人民幸福生活的战略目标，全面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中国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它与西方以个人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人权理论不同，更是西方人权实践未曾面对的。中国人权事业走的是适合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不以别国人权标准来衡量自己。其实，任何国家的人权事业也都只有靠自己建设，才能走出适合自身的人权之路。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这是人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意味着人类共同拥有了第一面人权旗帜。1976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两公约)生效，使人类共同拥有了人权行动的基本准则，成为国际社会对世界人权事业认识的公约数。
面对中西方人权观念的诸多差异，在相互沟通和交流中，西方一些政客应首先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形成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整体性方案，包括国际和平、安全、发展等，共守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在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形成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开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
张永和，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