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峰：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与理念
王立峰在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没有“权利”特别是“人权”术语。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他们并没有明确提到“权利”；在《圣经》以及古代印度的哲学中也没有出现“权利”字眼。在中国文化中，“人权”与“权利”两个词都是中国人在近代与西方接触后，通过翻译引进。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权利”或“人权”概念，但是强调人的尊严。这种人的尊严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进入《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法文本。
中国人权发展事业起始于20世纪初。1929年，胡适在《新月》二卷10号发表了《我们走哪条路》，认为当时中国人权的真正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于是，如何翻越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五座大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和艰巨任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并开辟了广阔前景。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上保障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设立专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不断得到更好和更加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开展文明互鉴和交流对话，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
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明确指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白皮书提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来说，“发展权应优先受到重视”，表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对人权的基本态度。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大会报告，这次大会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写入大会报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翻越了人权发展的“五座大山”，创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奇迹。第一，从规模上看，中国以占全球6．6％的淡水资源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已从根本上消除了贫困。目前，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第二，从速度上看，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使7亿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对同期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是第一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从质量上看，据有关国际组织统计，中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1990年的0．501跃升到2018年的0．758，增长近51．1％，是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全球首次测算人类发展指数以来，唯一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第四，从内容上看，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人民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不断得到保障，日益享有更加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人权法治保障不断加强，已构建起较为完备的人权法律保障体系。
在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中国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这条人权发展道路旨在实现人的整体性价值，既把人视为保护对象，又把人视为道德主体而存在。一是强调人权主体的普遍性，认为人权是一项人人享有的普遍性权利，实现人人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二是强调人权内容的全面性，认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从幸福美好出发，人权内容是全面的，既有积极性人权，也有消极性人权，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是强调人权实现的特殊性，认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人权发展道路一定是多元的，全球不存在一个永恒的、唯一的人权实现标准，因此，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四是强调人权道德的整体性，认为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是整体性伦理，也就是把权利与义务结合、德性和功利结合，使人能够成为更整体的人。五是强调国际人权合作的包容性，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人权方案，面对各不相同的人权方案，应予以同情理解，不能予以歧视和反对，更不能认为某个人权方案高人一筹，是绝对的唯一方案，因此，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
作者：王立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