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让宪法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社会期待和宪法功能有落差
    华商报：宪法被定义为根本法，但一个客观事实是，与百姓而言，宪法还有一定的神秘感和距离感，你怎么看?
    秦前红：宪法是公共权力的准生证，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因此宪法在一国法治体系中具有根本和最高的地位。“根本法”已经成为大众词汇。所有法律都要依宪法而来，不能违背宪法，宪法管着所有的权力并确认权利。就像改革开放也需要宪法和法律上的正当性，现在，整个社会有一种强烈的期待，宪法应该更有硬度，更管用!换句话说，社会对于宪法的期待和宪法所应有功能之间有落差。
    华商报：那么，宪法应有功能究竟是什么？
    秦前红：按专业来说，应该是两条，一个是保障人权，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就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权明确写入，这是中国人权保护的最根本方式和最重要路径，另一条是限制权力，权力必须要有边界，不能无边无界，而且，权力的行使要有正当程序，要遵循正当的价值诉求，权力配置要科学合理，某种意义上说，限权是宪法产生的动力。
    不过，现代国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比如，环保，科技，大规模自然灾害，包括国际货币问题等等，显然，单纯地强调束缚权力，会使得让权力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也不行，所以，在三中全会提出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正当的目标能力下，如何高效地解决问题，实现宪法功能，也成为宪法需要面临的课题。
    华商报：你如何评价现行宪法？
    秦前红：现行的宪法，经过四次修改，宪法公民权利的清单越来越详尽，这是客观事实，应该说，82宪法本身的文明水准超过此前几部宪法，也为改革开放、文明转型留下了很好的铺垫。
    华商报：铺垫?
    秦前红：我们国家是渐进发展道路，一步步向前，可以说，就是宪法为这个国家的设置了发展方向和目标，比如，宪法明确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人,不论其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都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有了这个铺垫，我们才有依法治国，有今天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呼唤《宪法解释程序法》
    华商报：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时，习近平就说：宪法生命、权威在于实施。而在四中全会决定中，也意在强调“加强宪法的实施”，宪法的实施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秦前红：我觉得，这里要明确一个问题，现在说加强宪法的实施，不是说现实中宪法没有实施，而是实施的程度不高，不尽如人意，你看，这么多法律都是依照宪法制定的，这证明是在实施的，只是没有达到应有的按制度设计的本能做到的程度。
    华商报：原因何在？
    秦前红：一个是，立法上尚有空白。比如，我昨天在湖北省里一个座谈会上讲，过去说刑不上大夫，现在舆论不上高官，这背后其实是新闻立法的缺位使得新闻媒体对于官员监督力不从心，这恰恰证明宪法解释制度需要激活。
    华商报：报道说，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近日透露，人大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 新闻法治化提上日程。
    秦前红：对。还比如有人说现在公民做好事的权利都没有，因为有时候，弄不好就进入法律上说不清的地带，这其实就是宪法的规定需要具体法律制度保证落地，这是立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华商报：立法空白是一个问题
    秦前红：还有一个，是立法质量不高，虽然现在是有一个立法体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大立法，但也存在粗制滥造的情况，和宪法精神不匹配，典型如过去曾经存在的收容审查制度、劳教制度。也就是说，当现有法律制度和宪法冲突，就需要修改，撤销或者废除。
    华商报：嗯
    秦前红：宪法白纸黑字，但宪法语言通常很抽象，很概括，难免出现一些状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就需要宪法权威解释，宪法76条需要激活。总体来说，立法上的问题，宪法解释的问题，违宪的责任追究和纠正，这些都直接指向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操作性规定和程序。干这些事情，必须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没有的话，宪法就没有落地，不落地，宪法地位就不高。
    华商报：宪法解释程序，这个于百姓还有点陌生。
    秦前红：宪法解释程序，学界以前讨论很多了，四中全会后，应该会进一步激活这个讨论，应该说，这个程序的出台，知识储备上没有问题，它本身也不涉及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保障宪法实施的纯粹技术性问题。
    华商报：回头看，任何事情都有阶段性任务，不能超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特定的事情
    秦前红：宪法学界对这个有大量研究，只是，呼吁多年没有回应，这也不意外，但可惜进入了误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宪法解释成为一种纯粹学术产品，乃至学术垃圾，现在四中全会承诺宪法监督和宪法解释，已经宣布未来要启动宪法解释机制，接下来就需要解决配套的操作性问题，有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明确。
    华商报：会有哪些技术性问题呢?
    秦前红：比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那就得开会，谁来准备解释文本?谁衡量解释有没有必要性?都需要有专门机构，这个机构从何而来，又如何开展工作，这也都需要明确。进一步说，宪法解释还牵涉一个通过程序，一部普通法，通常是二分之一就能通过，宪法修改通过是三分之二，那么，宪法解释的通过是按照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呢?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隶属于全国人大，那么，由人大常委会解释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下级解释上级”，这个问题怎么来处理?又比如，是主动解释，还是国务院、最高检等别的部门申请解释?公民申请解释可不可以?如果可以，一个13亿人口大国，肯定又需要一个过滤程序，否则，都来申请解释，解释机构将会忙得瘫痪。……这些问题都会随着宪法解释机制的建立而需要一个个考虑和解决，应该说，宪法解释程序的运行，首先需要一部《宪法解释程序法》。
    华商报：最近，最高法召开政法院校校长座谈会，其中北大校长吴志攀就建议设立宪法法院。
    秦前红：违反宪法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82宪法修改以及出台后，对这个问题就有考虑，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也透露，“当时也研究过几种方案”，而90年代末，齐玉苓案轰动全国，学者们称这是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这个案件引发人们讨论宪法司法化的可能性，或者有没有必要设立宪法法院或者其他专门机构，解决实际遇到的违宪案件，现在，四中全会明确要“加强宪法的实施”，并提出了宪法监督和解释等。应该说，这个“宪法的实施”的大问题，经过多年的讨论之后，终于要进入实践操作。
    宪法日，应该怎么过?
    华商报：关于宪法实施，四中全会决定中，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而就在最近，海南人大常委会首启公务员向宪法宣誓制度，教育部也发文响应，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宪法知识纳入中考测试范围”。
    秦前红：宪法的实施，需要加强，这毫无疑问，这是共识。但中国人喜欢一窝蜂，盲动乃至乱动，我个人觉得，宣誓不能一窝蜂，需要有个明确的法定程序。如果各地各搞一套，五花八门，就有点像戏场。宪法的实施，这一套，那一套，不严肃。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搞，我认为需要有一个规则，谁来主持，誓词是什么，怎么着装，场所等问题。
    华商报：按照时下的流行语，就是顶层设计?
    秦前红：通常讲，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就一部宪法，宪法的实施，有统一的必要。包括教育部发的文，这是好心，但未必正当，因为，教育部文件是个规章，而中小学课程设计，关系到教学自由、学术自由，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最起码需要全国人大的立法，而作为一个简单的行政管理措施，想出一个措施就是一个，这不是法治的方式。
    华商报：今年的12月4日，是中国的首个宪法日
    秦前红：国家宪法日的设立意味宣传宪法、守护宪法成为一项国家意志和国家行动。设立宪法日，曾为国内诸多宪法学者多年来不断呼吁，民间广大人士也有此强烈愿望。12月4日，本来是个法制宣传日，现在合并改造升级成宪法日，这背后的逻辑，是法治宣传，法治启蒙，这里面其实最需要的是，对作为根本法宪法的和宣传和启蒙、对宪法信仰理念的塑造，很多国家其实都有类似的仪式，对维护宪法权威，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向外界昭示执政党和政府重视宪法、捍卫宪法的决心。同时，也可以让全社会更加尊重宪法，认知或了解宪法，自觉遵守宪法。
    华商报：作为宪法学者，你觉得宪法日怎么过?
    秦前红：如果在宪法日里，只是挂几条横幅，标语，口号，法律传单，实际效果有限，作用不是很大，甚至有人此前说，应该放假，让老百姓认为“沾光”了，在这个意义上，老百姓认为宪法管用!我个人觉得，宪法日要和宪法宣誓结合起来，事实上，近十多年来，每逢换届之年，国家政府领导人发表就职感言时已屡屡提及“忠于宪法”，未来只是需要将其明确固化为一种正式的国家宣誓制度而已;在每年的国家宪法日颁布“中国宪法法律实施状况的白皮书”。白皮书应重点总结立宪、行宪、护宪、守宪方面的进步情况，直面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尤其是要公布违宪方面的典型案例，以期为宪法的全面实施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有重大宪法解释决定，可考虑在“国家宪法日”颁布实施。通过具体的宪法制度变迁，累积人民对宪法的崇信。总之，要让这个宪法日有实际内容，一次宪法实施的真实行动胜过多次口头的说教。
    华商报：你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让宪法铭刻在每一个人心中，宪法和法律若不能得到全体人民的衷心拥护，则毫无力量可言。国家宪法日的设立是使宪法走进人民心中，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的关键一步。”那么，你认为怎么才能使得宪法走进人民心中呢?
    秦前红：首先，还是去了解。不能停留在宪法很抽象的层次，而对于具体内容一无所知，包括将宪法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写入公民教育读本，然后，让宪法管用!当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普通法保护不了的话，宪法能站出来兜底，这会极大提升老百姓对于宪法的好感，还有，随着客观形势变化，宪法需要与时俱进，可以通过宪法修改或解释，回应百姓需求，这都是宪法起作用的一种方式。还有一条，就是干部引咎辞职，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个理由是违反党纪国法，我们能不能见到有些官员是“因为违反宪法，心怀愧疚而辞职”呢?毕竟，像做出行政决策，或者违背人大程序而可能涉嫌违宪的情况是存在的，如果能把“违宪”作为一个引咎辞职理由，也会让人看到宪法很“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