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中国宪政文化基础──克己复礼
石之瑜到底宪政是否适合中国？民主法治是否适合中国？自由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这些问题所引发的不仅是关注，而且正在形成知识界借以相互人身攻击的话题。这样的相互攻击，已经愈演愈烈，彼此视若仇雠。可见，民主宪政不仅止于是价值选择的问题，也是社会文化的问题。
关于19世纪以降所发展出的宪政制度，若移植到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环境后，有多大的适应上的困扰？首先，宪政的核心就是保护人权，论争者所遭遇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人权与秩序之间拿捏，而他们拿捏时所抱持的态度，不仅关乎自身状态与当下事件，也涉及西方文化入侵中国文化的忧虑。
其实，这未必是中西问题。虽然民主自由所保障的是个人，但个人同时具有个性与群性，所以民主自由的建立，应该同时保障个性与群性。为了保护个性，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同理，为了保障群性，就必须透过限制个性以建立秩序。这个看似矛盾的道理，在中外都不陌生，包括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在探究。
群体的存在如果不能支持个体发展，谁还在乎秩序？如此，个体就失去必须要属于群体的道理。而为了保障群体，个体又必须受到限制，否则秩序大乱，强凌弱，众暴寡，个体连带会受到侵犯。在这一层意义上，儒家文化所关心的群己分际，与当代民主自由或宪政制度所面对的群己或公私分际，无分轩轾。
当代宪政主义以有限政府为其核心价值，亦即不容政府权力膨胀而为恶；这个制度到了儒家文化之下，迄今尚未产生任何有效限制政府权力的价值观。对群的重视，在自由民主的论述下沦为政治不正确，大众便集中关注在自己的自由是否受到限制。其结果，秩序受到影响，大众便恢复各凭本事拉关系的群性。
另一方面，大众仍然保有依附于群的固有文化情感，因而渴求大有为政府来领导。因此在制度上凡是遇有应该限制政府责任时，往往没有人或机构在认真有效地执行，即使有在执行的，竟多是以政治斗争为目的，所谓宪政，形同因人设事。
回看为了推动民主自由而改造儒家文化的奋斗，已经有百年以上的纪录，迄今没有成果。看来，单纯要拋弃儒家文化的线性史观太过浪漫，必须要深入反省儒家文化与自由民主的深层关系，才能重新思索如何让两种规范彼此适应。
在现代中国为了抵抗强权，从无为而治转向大有为政府之前，所谓群性，并没有意识形态建立的历史目标在引导，也没有民族主义在鼓舞。所谓群的体现，在于自制。至于在什么方面应该自制，没有具体规范，而得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遇到纷争而要恢复秩序之道，就是克制自己的慾望，不但社会基层要克制，有权力的人更要克制。这就是克己复礼的主张，唯有克己复礼，群才能到达仁的境界。
仁的境界没有指涉任何特定的秩序，这就像有限政府的道理一样，没有指涉任何意识形态，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可以采取有限政府。简言之，克己复礼是儒家调和群性与个性的方法论，也是儒家反对权力集中或专政权力的一种立场。
在自由主义国家，宪政之所以得以运行，并不是单纯在靠民意代表制约政府权力，还仰赖大众普遍关注人权的价值。亦即，大众不仅止于关心自己的行动自由是否受限，也关心旁人的人权是否受压迫。这样的关心，更不仅止于同情而已，而是一种对人权的欣赏与关怀。简言之，单是同情别人的人权，还算不上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与儒家文化在思维倾向上因而有所不同。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要求的更是对不自由的现象应该介入，甚至加以改造，以维护所有个人不受到政府权力的迫害。这时，天下只有一种标准。在儒家文化下推动自由民主后所会带来的，是人人都懂得关心己的行动自由，甚至误认为凡是对自己行动自由设限，就是迫害自己人权。
但另一方面，大众不关心其他人的人权遭遇，对于政府用权力迫害其他人的人权缺乏敏感，就算偶有表示同情，也属触景生情，稍纵即逝，并没有根深柢固的人权价值在支持。但是儒家文化看到个人纷纷主张自己的权利时，所立刻引发的是对大众自制力溃散的焦虑，于是常出现乱世用重典的呼吁。
就像自由主义社会对民主宪政的推动，有自发的自由主义价值为后盾，儒家文化推动民主宪政，也需要有自发的价值为后盾。儒家社会自发的文化价值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克己复礼近乎仁的价值。在社会普遍认同做人应该自我克制的文化价值之下，对于社会个人的过度自由，或对于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就有了判断基础。
人人根据自己的利害，往往得出的判断都会不同。然而，不可以过度主张或过度限制大众的慾望，则可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像在自由主义社会，人人必须判断是否发生人权已受迫害的情事，而并非不证自明，儒家社会一样需要判断，什么是过度主张或过度限制。判断乃是谈判与妥协的前提，也是民主的实践。
虽然自由主义拥有最强势的话语，但滥权者一样在滥权，这一点尽管中外皆然，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之下的中国社会更严重，因为一般大众都没有意愿保护外人的自由权利，反而一心争取能参加到滥权者的关系网络中。此时此刻，为推动民主宪政而恢复儒家文化下克己复礼的价值，不但符合时宜，而且就在固有文化基因中。
在讲求克己复礼的民主宪政体制下，对政府权力的最终限制，来自于领导人与大众共同期盼的自我克制。在克己复礼的文化基础上，制约机构于是自觉有制约的正当性，也在制约过程中能回归群性，而不是引发权力斗争。这时，知识界在探索适当的民主机制与自由程度时，也或可免于彼此敌视，相互诋毁。
在社会普遍认同做人应该自我克制的文化价值之下，对于社会个人的过度自由，或对于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就有了判断基础。
【注】作者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