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点成线，由点及面

    首先，热烈祝贺旭晨老师光荣退休，正式开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崭新旅程，尽享自由自在的退休生活——虽然事实上他在几个月前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
    这次学术讲座作为旭晨老师荣休告别活动，十分有意义。我们知道，中华自古为礼仪之邦，凡事都讲究一种仪式感。按照早先的传统，新人入职有欢迎会，职工退休有欢送会；乃至大家的“生老病死”，都会受到组织一定的关心和照顾。在我看来，这些行为带有一定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色彩，但我绝非强调个人对于集体的被动依附关系；而是想说，这些行为更从根本体现了中华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不仅使大家藉此感受社会组织的温暖，更使自己作为独立成熟的个体人格，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尽管现代中国——尤其最近十数年间“人情世故”的色彩越来越淡，道德纲常日益紊乱，人性“恶”的一面不断恣肆张狂，但作为一个以读书人或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学术单位来说，这种传统上的仪式感似乎依旧不可或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我们不断经受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但本次学术活动依旧得以顺利举行，着实不易，所以很值得表彰。
    下面，谨就本次讲座谈两点看法。
    第一，显然本人今天领受的“任务”并不容易完成。因为在学术上评价同行，一般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尽管我们总是在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之间不停地挣扎努力。评价同行兼同事，尤其评价一个研究室工作的同行兼同事，更加不易做到客观公正。大家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怎么评价，又何须评价呢？尽管旭晨老师已经退休，但我相信，我们始终会保持比较密切的学术联系，还会就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意见。所以，对于本次讲座，根本上无须进行点评。另方面，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中国的法律与社会——正如梁治平老师所说，始终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某种程度上，大家希望彼此和谐共处、一团和气，无须为了那点名缰利锁，你争我夺，搞的紧张兮兮，鸡飞狗跳。
    话说回来，毕竟旭晨老师已经退休了，也就使我在评论时少了一些压力和负担。所以，斗胆接受了这份艰难的“活计”。但又从何说起呢？想来想去，就从他的自我评价说起吧。
    我们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曾子“日三省吾身”。但事实上，我们往往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很难有清醒的认知，更少有人对由于各种时代原因造成的自身知识局限，进行过深刻批判。因而我们说，卢梭的《忏悔录》是伟大的，它将一段个体生命的历史进行了彻底、生动的解剖，展现了人性之复杂、人心之多变，使人性的幽暗与光辉同时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我看来——至少在我所接触的师友中，旭晨老师是一个少有的有“自知之明”的人。老子《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遑论整个人生——能够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做到既“智”且“明”，便是很不容易的。旭晨老师常无比谦虚地说，自己之于中国法律史是“后来出家”， 由于缺乏“学术童子功”的训练，有时显得像个“门外汉”。但一方面，通过旭晨老师今天的讲座和平时与其交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这显然不是事实。他对中国法律历史的了解已经超出绝大多数国人，而且学术视野和格局显然在某些“学术名家”之上。另一方面，即便缺乏“学术童子功”，对于研究法律和法学来说，也并一定是个严重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法学教育中便没有本科法学教育。换句话说，很多人都是从“法的门外”进入到“法的门里”。尽管我们不十分清楚美国人在“法的门前”，是否也会遇到缺少“学术童子功”的问题，但我们至少知道——美国的法学教育制度设计自有其优胜之处。
    我一直相信社会分工、专业分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这十分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乃至解决问题。但是，与我们一些优秀的学术前辈相比，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研究在越来越精致化和规范化的同时，知识格局似乎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走向了一种极端的教条主义。
    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我们就像一只只井底之蛙，每天不过活在井里面，通过井口，观察、感受和记录着这个世界的林林总总。彼此之间的差别，不过是我们所处的井深以及井口的宽窄，有所不同罢了。用时髦的话说，这也是一种“信息的茧房”。对于从大学开始便进入某个专业，并一直从事该专业的人士来说，可能一开始便跳进了某个专业的井（或坑）里面。对于原先从事某个专业，但后来进入另外专业或行业的人而言，则像是从一个井跳入另外一个井中。相比之下，他所具有的优势可能是事先领略了其他井或井外面的世界；但很可能，他后来跳进去的井未必足够深，更未必容得下他，因为这个井里面已经有其他一些青蛙了。
    以我个人经验来看，没有过早地进入某个专业学习，接受所谓“科班训练”，或许是某种幸运。这使我——以及和我一样的“门外汉”，并不会受到某些学科的教条束缚，从而可以任着性子，在某些专业领域自由驰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题，进行研究，即便有时显得有些莽撞，甚至有些自不量力。但我想，所谓自由学术应该就是从一种孩童般的好奇心起步的。很难想象，没有自由自在的思想激荡，怎会产生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我和旭晨老师是具有“同情”的。
    这个问题可能有些扯远了，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必过度纠结专业的分工，尤其没有必要为自己所在的专业研究做的多么精致、多么的与众不同而沾沾自喜。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缺乏“学术童子功”或“半路出家”，而感到任何自卑。因为，在追求知识和学术的路上，任何人都是平等的。遍观人类历史，任何一位伟大人物都不是一生只从事某一个专业、某一个专题研究，更不会被某个专业所束缚。
    第二，从今天的讲座主题来看——中国古代法律历史的重要节点，意味着旭晨老师多年学术研究经验的总结，和一种体系化的思考与尝试。它可能并不成熟，也不尽完善，但在知识碎片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这种努力很值得肯定，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尝试。
    单从法律史研究和大多数历史研究的现状而言，基于断代的逻辑——一旦做到极致，不仅研究成果的碎片化会很严重，而且会导致很多人不停地画地为牢，或以邻为壑。比如，研究先秦法律历史的学者根本不会去关注明清和近代，研究明清的也不会去看先秦；至于研究近代法律史的人，则更多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从多重意义来说，中国法律史有必要在继续进行精深专题研究同时，思考如何走出碎片化的困境，如何从中华传统体系的整体历史上进行关照。
    至于中国古代法律历史上的重要节点，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如何界定，又如何在学理上进行阐释、如何在逻辑上进行关联，则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旭晨老师的讲座和著作中看到——也是我比较坚持的一个观点，我们有必要从中华法律制度和思想的自身脉络中进行从新认知，从中选取一些重点的历史节点、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人物或法律专题，连点成线，由点及面，进行贯通性的思考和研究，或如太史公司马迁所主张的——“通古今之变”。
    与此同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有必要在自身内部视角外，形成一个“外部视角”或全球史的视角，以其他民族的法律文明为参照，从人类文明和谐共生的角度，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华法系的发展历史，既包括其纷繁复杂、波澜壮阔的近代，当然也包括悠久漫长的古代部分。举例来说，众所周知，“罪刑法定”作为现代刑法或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主要源自意大利的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但据近年研究发现——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从西方启蒙时代的历史来看，这一原则的提出恰恰建立在对于中国古代法律中“断罪引律令”条款的认知基础之上。换句话说，中国传统而古老的法律知识与智慧，为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抗集权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
    记得当年刚来法学所的时候，有一次在办公室“观战”旭晨老师跟杨一凡老师讨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问题。杨老师对之持相当否定态度，旭晨老师则认为应该慎重对待，不应该简单地全盘否定。关于“中国法律儒家化”的问题，在这次旭晨老师的讲座和著作中也有所涉及，但限于时间，可能没法展开。但这的确是一个解读中国法律和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命门”，不管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肯定抑或否定，尽管我们发现瞿同祖先生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少论据不足或论证错误的地方。这个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
    在此，我想提出的一个关联性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法律历史的变与不变？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变革直到今天尚未结束，其中有很多法律变化，很容易被大家感受到。但不可否认——或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最近一百多年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一方面，因为时空的隔阂，我们对于中华传统法律历史，充满了不实的诋毁之词；另一方面，同样因为时空的隔阂，我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西方法律文化历史却充满了美好的臆想，以致我们不论对于中华法律历史，还是西方法律历史，经常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尴尬局面。
    中国传统法律历史上“变”与“不变”的方面，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经常被大家所忽视。在现有法律史教材、教学和学术研究中，这样的问题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比如在现行《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材中，讲完《唐律疏议》之后，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思想就基本没有什么新内容了。但果真如此吗？数百年间，中华传统法律果真乏善可陈？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突破？如何从法律专业的角度将中国法律历史阐释完整？如何给我们的国人讲述一个完整的中华法律历史？这是我们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兹事体大，限于时间，今天不可能讲得十分清楚，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谨此提出我的思考和建议而已。
    最后，重复一下我的基本观点：在我看来，也许我们只有在充分认识中国法律历史——包括其中血腥野蛮的部分历史基础上，只有基于大量丰富的历史事实、人类正常的思维和普遍常识，才能树立起真正的民族文化自信，找到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真正出路。我想，这或许正是旭晨老师本次讲座的宗旨所在，也是我们作为中国法律历史的研究者、记录者和书写者，之所以选择这门专业，并以之“安身立命”的初衷所在。
    注：本文在8月30日高旭晨老师荣休讲座上的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成，略有增删。敬祈方家不吝赐教！
    作者：孙家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来源：首发于“中国法学网”2022年8月31日。感谢作者授权，欢迎转载，转载敬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