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于川：咱们是真心搞“一国两制”

    题记：几乎没有人在回归前能够大致上预见到香港在回归后的政治格局和变迁。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估计到回归后香港的经济情况会经受那么严峻的挑战。
    ——引自原全国政协委员刘兆佳先生著《回归后的香港政治》
    一个月前，也即2019年4月1日，我利用在香港城市大学给法科研究生授课的机会，受邀前往香港中华总商会作了一个专题讲座，讲题是《中国奇迹与中国特色的宪法和基本法》。演讲伊始，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8月公布的国际金融统计（IFS）预测报告数据引出话题（其关键数据节点是中国GDP总量将于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谈及“中国奇迹”概念或曰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贡献等概念正逐渐形成并将日益被接受，谈及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中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新定位、新使命和新方法，重点是为听众介绍了“一国两制”与中国宪法、香港基本法的辩证关系。
    演讲结束进入互动环节，有企业家朋友提问说：4天前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蔡英文利用出访太平洋“友邦”过境美国夏威夷之机，以远程方式参加美国官方背景智库“传统基金会”举办的印太伙伴关系研讨会发表视频演讲，其中谈到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上当受骗了，大陆的真实目的是搞“一国一制”，台湾会吸取香港的教训排拒“一国两制”，避免坠入大陆以经济诱饵设下的“一国一制”陷阱，蔡的说法居心叵测，能否请莫教授解释一下你们是真心搞“一国两制”吗？
    我答问时首先澄清：建议不使用“你们、我们、他们”的称呼，最好称呼为“咱们”，可表述为咱们是真心搞“一国两制”，这既包括你我他，也包括所有中国人，大家都真心来推动“一国两制”的伟大制度创新实践。我以反问方式解释：如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竟然是以“一国两制”为诱饵，处心积虑一门心思地打算搞成“一国一制”，那么70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就可以搞，30多年前中英谈判如何收回香港时就可以搞，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偷偷摸摸来搞么？产生“一国一制”的一些误判和疑虑的原因很多似可理解，但这确实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坚强决心，小看了“一国两制”这项国家治理创新和制度文明贡献的伟大历史意义。当然，有的人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对于“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实践，采取类似某些因恋爱失败而疯狂变态者那种极端自私立场：既然我得不到，不是我的，那再美的女孩也要把她毁灭掉，谁也别想得到，哪怕损人害己也要一意孤行！
    记得那天我从新旧香港问题的形成和领袖们的解决之道，政治谈判结果与基本法规范的转化情形，中国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的特殊关系等角度，简要阐述“一国两制”理念和制度后提出，所有中国人要共筑愿景同心协力努力前行，在大陆地区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要在港澳台地区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都要走得非常坚实成功获得国际社会公认，用法学术语来说就是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多法域实现共同繁荣富强民主受人尊崇举世惊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就为人类社会作出了中华民族更新鲜更伟大的制度文明创新贡献，其历史意义岂是臆测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搞一国一制盘算”可比！
    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的中国，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形成了港澳台问题并已逐步解决中，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社发展成就且有了道路自信，然而至今仍是发展速度最快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故在多元多样化转型发展的当今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将面积仅占1/260、人口仅占1/45、GDP总量约占1/14的港澳台地区强行改变为也一律实行社会主义。
    上个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结束后，谈判成果通过立法转化为香港基本法的基本内容，规定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但香港和内地都有很多人不清楚，在香港基本法文本中，关于“一国”的基本法规范是很少的，关于“两制”的基本法规范却是很多的。例如，香港基本法最重要的第一章总则中共有11个条文，规定“一国”的基本法规范主要有1条也即第一条，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而规定“两制”的基本法规范多达10条（第二至第十一条），全面和具体地规定了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居民构成、权利和自由、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私产保护、土地和自然资源、法律体系、正式语文、特区标识、本法地位等。在践行“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的背景下，假如某一天特别行政区某个机构竟自形成决议或作出决定“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也即放弃资本主义改行社会主义，将“一国两制”变成了“一国一制”，那也是违宪和违背基本法，是抵触无效的行为。这是因为，在香港基本法序言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故特区的决策、行政、立法和司法都不能违背基本法！特区须要坚持实行和探索创新“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还记得那天讲座结束共进午餐时，同桌的一位企业家询问我：规定港澳台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定语“中国特色”，叫做“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难道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有何不同么？我回答说确有很多不同，例如：美国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且另有“三权合一”的大量独立管制机构，英国、日本是在三权之外还有皇权，法国在三权之外还有特殊的违宪监督权由宪法委员会行使；而在我国，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则是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并实行行政主导制，台湾地区则是地区领导人之下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五权）并列，而且港澳台地区都是公权体系中行政（管理）权列于首位。虽然上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资本主义，但仅从公权类型和体系来看也存在很多差异和类型，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的港澳台地区，从国情实际出发并依循宪法和基本法地探索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可谓富有制度创新意义的伟大实践。
    我在香港结束授课回到北京后，以“新宪制下的法体系”为题给博士生上课时谈到“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践面临诸多挑战考验，有同学就提问为啥不能在港澳台实行社会主义？既然可以在内地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是很不容易的，那就非常好了，完全可以将此道路、模式和经验推行于港澳台地区，何必还要费力不讨好地在港澳台地区坚持实行并探索创新资本主义道路？我的回答是：中国奇迹正在快速呈现并逐渐得到公认，中国将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具有伟大的人类社会历史意义，如果同时还能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践行于3.7万平方公里、3千多万人口的港澳台地区（也即2个特别行政区和统一后的台湾特别自治区，经济体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那么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发展所作伟大贡献将更加无与伦比！
    误解、怀疑、否定、攻击、妖魔化“一国两制”的现象并非今日始，蔡英文等政客抹黑“一国两制”的言行也非个别现象，新生事物的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不经考验。香港回归两年后发生刘嘉玲案件引发巨大社会争议时，曾有港媒刊发一幅漫画，画面上仅有一座大山和山腰飘动的云雾，山体标注了“一国”，云雾标注了“两制”，喻意云雾飘走后仅存大山，“两制”利用完了被抛弃仅剩“一国”；但20年后的今天，香港不是仍然实行着资本主义，践行着“两制”么？可见，那幅漫画作者的误解、怀疑、担忧是不必要的。
    三天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学术报告厅，由我校中国行政法研究所举办、由我主持的“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体系”研讨会上，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在发言时谈到，他去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刚回来，这次在美三个月有三个发现：他发现美国法学界许多人对于中国法治发展不感兴趣、不大关心或不甚了解，但唯独对当今中国的三个法治事物特感兴趣但却随意否定或态度暧昧，这就是：公法的“一国两制”，私法的（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编草案”，政法的人民政协。不知这是否因为它们是在政治和法治领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贡献的“Made in China中国创造”。可见，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亲疏、欣赏厌恶、肯定否定。
    作为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重要平台、机制的人民政协，具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以及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可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可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发挥特殊功用，人民政协与“一国两制”“人格权法”一道，理当承担新使命、创设新机制、探索新方法，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多法域格局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更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地方善治、人的尊严。
    由上可知，蔡英文抹黑“一国两制”只会弄巧成拙，引起台湾民众深入讨论和认识“一国两制”，而将过往无耻政客泼向“一国两制”的污秽清除掉，最终充分展现出“一国两制”的良善品质和强大功能。“一国两制”不仅是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稳健生存发展的政制支柱，也是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最佳模式；循此，不但台湾地区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保持，台湾民众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可靠保障，也是所有统一模式中让台湾地区和台湾民众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变迁模式。可见，福建厦门沿海公路边矗立三十多年的巨幅标语牌上书“一国两制 统一中国”八个大字绝非空洞口号，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有责任来积极推动“一国两制”的伟大制度创新实践，各自践行、各得其所、各有所长且凝心聚力地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由此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此愿景下的社会图景中，权利和权力类型是多元多样化的，权利和权力都应受到尊重和保障，但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约束公权力、保护私权利，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型法治，她是实现中国梦最有力最可靠的制度保障。表现在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港澳台问题上就是：咱们选择了“一国两制”。
    作者简介：莫于川，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